引言

站在世俗大地主阶级立场，用儒家学术形式来反对佛道，政治上主张保守，哲学上主张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从而作为开创宋以后理学宗派的先驱的，则有韩愈和李翱的思想。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昌黎人，一说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当时王公庶士哄动一时。甚至有烧灼自己的身体、浪费大量的财宝来奉佛的。韩愈对这些活动极力反对，特别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征引了大量史实，证明凡是奉佛的王帝都是寿命不长的，因而触恼了宪宗，把他贬谪到潮州。

韩愈是站在世俗大地主阶级立场来反对僧侣地主的。他在政治上属于当时的保守派，支持腐朽的阉宦俱文珍等的势力，打击当时比较开明的革新派王叔文、王伾等进步势力。韩愈主张维护当时腐朽的中央集权政府，反对政治革新。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其中关于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和《与孟尚书书》等。

韩愈没有明显的哲学体系，但主张“天命”有莫大权威。人不应当用人力来改变天意。可见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他在《原道》一文中强调指出：道和德是有具体内容的，这就是仁、义。“仁义”是内容，是“定名”，“道”和“德”则是形式，是“虚位”，两者不能分开。而“仁”实质上是“博爱”，它通过人们的具体行动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适当，这就是“义”。朝着这个“义”的方向去做，这就是“道”。在这里，韩愈把仁义的整体称为“道”。“道”是客观存在，所谓仁义自然也是客观存在。至于“德”则是“道”的一部分，是“足乎已无待于外”，即存在于人们主观之中的。

即是说，人有仁义的本性，无须向外界学习，只要发挥这种本性就是“德”，就可以与客观存在的“道”相印合。可见，韩愈所谓“道”，其实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宇宙精神，这种观点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引文见《韩昌黎集》卷11《原道》）。韩愈的“原道”主要是反“佛”、“道”。在他看来佛和道的所谓“道德”是没有仁义的，道德既抽去了仁义，那么还有什么道德可谈呢，也就根本不成其为道德了。这是“原道”的主旨。

韩愈把道德仁义说得很具体。他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原道》）。这一套包括文化、政治、经济、伦理以及一切生活上的封建秩序，就是道德的体现。韩愈认为这些道德都是先验的，它经过圣人的本性来体现，经过圣人的言行而建立起来，圣人把握了这些道德就为人民兴利除弊，建立起人类社会，故圣人有大功德于人民。

韩愈的结论是：作为“圣人”的人君－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人君不好好地统治人民，就失去人君之道；人臣不执行人君的命令来统治人民，人民不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不把自己劳动所得的粟、米、麻、丝、器皿等物来供奉统治阶级，就要诛戮。这就是韩愈的道德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在韩愈看来，不是劳动人民养活封建统治者，而是封建统治者养活人民。也不是人民创造历史，而是“圣人”创造历史。这些理论当然是为巩固当时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为此，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道统”，说什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里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实际上，他是隐然以儒家正统派继承者自命。并且肯定这些道统是永恒不变的，只须照着它来施行所谓仁政，天下就可以永远太平。他认为道佛等僧侣地主只会浪费，不事生产固然不对，即使象王叔文等一派主张革新，也是多余的妄举。因此，他在《上孟尚书书》中表示他誓死维护封建秩序，即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也可以从他的人性论中看出来。

他在《原性》中指出：人性是“与生俱生”的；而情则是“接于物而生”。他承袭了董仲舒的理论，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而所以为性者又具有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范畴，其中最根本的则是仁。上品的性是五种道德俱备，而且很纯粹完整；中品的性，虽然也具备五种道德，但有所偏差，不够纯粹；至于下品的性，则与仁德相反，也与其他四种道德相悖。因此，韩愈得出结论说：上品的人，生来就是善的；中品的人，可以通过教育使他为善；至于下品的人，则“恶而已矣”。

尽管韩愈从人性上把人分为善恶，他的性三品论，实质上还是一种性善论。因为他继续又指出：接于外而生的情有七种，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的人之所以为上品，是因为他们对于七情能够得其中和，有所节制的原故；中品的人，对于七情有过有不及，但肯去克服它们，所以可以对他们施以教育；而下品的人，那些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则是由于他们对于七情有所偏激。要斗争，要造反，而不肯克制，所以他们就变成恶了。可见，下品的人之所以成为下品，只是由于他们的本性为七情所蔽，而本性实在不是这样，即使说，归根到底，人的本性仍然是善的。

可见，他的人性论是与他的德“足乎已无待于外”的理论相印合的（以上引文均见《韩昌黎集》卷11).韩愈的人性论是和他的政治理论密切联系着的，他企图以儒家自孟子以来的先验性善论来反对佛道讲清静寂灭是人的自性。同时又企图证明人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人性的恶只是由于人们接于物的情的变化，故要导人为善，只要把人的本性扩而充之，施以教育，使人们正心诚意，不为七情所蔽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遇到下品的恶人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他们溺于七情，无可教化，也只须加强严刑峻法的统治，使他们“畏威而寡罪”，同样可以天下太平。这样说来，社会制度就无须改革了。韩愈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就是如此。

韩愈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斥佛教为夷狄之物，与中国伦理道德不合，不讲礼义，灭绝人伦，不讲君臣父子之道。因此他主张把佛道的经典都烧掉，把寺院都没收改作其他用途，而所有教徒都要还俗，用先王的儒家道理施以教育。他反对佛道，除了理论上的驳斥外，还具体地指出教徒只有浪费，不事生产，人们信佛道既要消耗大量财宝，又要抛弃生业，影响生产，甚至还要毁伤身体。

结语

所以韩愈的排佛道，是从保卫封建秩序、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韩昌黎集》卷39《论佛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