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并不是如人们一般所说的是退居洛阳的15年,实际用时应该是20多年。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9年),司马光将编成的《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记》5卷,《秦记》3卷,计8卷),进呈英宗,英宗阅后大为赞赏,要求司马光接续编纂,决定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助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自请罢相(枢密副使,副宰相),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5道札子,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西安),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全力编撰《通鉴》,又历时15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66岁了,才全部修完《通鉴》,以后虽出任宰相之职,但仍负责最后校订,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68岁故去。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绝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耗费了司马光的全部才智和毕生精力。司马光拒绝的不是一般繁华,而是权势极大的相位,退居自己修造的独乐园,编修史书,冷板凳坐了15年,直至修纂成功。宋神宗赵顼感慨地说:“未论别者,即辞抠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司马光如此潜心向学,殚精积虑,矢志不渝,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所以他能攀登上一般人难以攀登的史学高峰,创造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传世绝品。
像司马光那样,二十多年磨一剑,集中全部精力从事经世伟业,一般人可能难以做到;但是像司马光那种“大国工匠”精神,则是我们干任何工作都应该努力做到的。拒绝诱惑,聚精会神,矢志创新,追求极致,始终不渝,这是司马光带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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