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五千年历史长河，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文化，而在此之中，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小说更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阆苑仙葩，无一不代表着当时文学的巅峰，也同样意味着，在后世眼中，文赋必秦汉，诗词必唐宋，而论起散曲杂剧，也只有元朝才当得真正的大统。

但相比诗文依托于大汉大唐的兴盛，元代曲艺文化蓬勃而起的背后却并非是文人雅客久居庙堂之高的闲情逸致，甚至与此相反，元曲的兴起正是建立在科举不公、汉人学子入仕无门的境遇之上。后世眼中的瑰宝，起初也只是当世文人赖以谋生的无奈之举。

元曲——独领风骚的曲艺之巅

繁复曲艺，内有千秋

元朝国祚较短，但作为元朝在历史中最绚丽厚重的文化遗产，“曲”已然在元朝一代发展成熟。

元曲中“曲”字一言又与如今的“乐曲”不同，它泛指曲艺大类，主要包括散曲及元杂剧两大文学体裁，其中散曲又内含小令、带过曲和散套；杂剧则是由数阙散套组成，中间夹杂穿插以相当于旁白与动作指导的宾白、科泛，更类似于如今的剧本，可供用于舞台表演。

在表现内容百花齐放的盛景之下，“曲”在表现手法上的体裁规格制式也业已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涵盖曲乐与曲文等方面的宫调、曲牌名、曲韵及衬字等要求上。

元杂剧《墙头马上》

其中宫调出自于隋唐时期的燕乐，南北曲常用五宫四调，也有沿用唐时七宫调的分法，元芝庵则在《唱论》中提出：“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做作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但无论遵用何种宫调，宫调间的风格相迥，各有声情，便已为此曲奠定了基调。

宫调之上，又有“曲牌”。这是最狭义的“曲子”，类似于如今的伴奏，《曲律》中则将其解释为：“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据如今可考记载，元代仅北曲便有近400首，其中《山坡羊》、《点绛唇》、《天净沙》等曲牌下流传于世的名作比比皆是。

而在曲文韵脚上，元代有专著《中原音韵》十九部，以其“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为特点，分为“平、上、去”三声。而由于需要佐以音律，曲于平仄用字上比诗词更为严苛，例如“小桥流水人家”中“家”对“断肠人在天涯”的“涯”。

《中原音韵》

佳作倍出，百家争鸣

历经千年时间，元曲作家中至今留有姓名及曲作者共二百余位，传世作品共四千五百余部。在传世佳作的背后，是在当时涌现出的无数元曲大家。

在此之中，写下《窦娥冤》的关汉卿，作出《天净沙·秋思》的马致远、笔下《倩女离魂》的郑光祖、《梧桐雨》的作者白朴也被后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其中关汉卿位于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华文化中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贾仲明曾于《录鬼簿》中将关汉卿称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关汉卿

关汉卿本人也曾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写下“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的词句。据考证，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等佳作最为脍炙人口。

马致远代表作有《汉宫秋》、《青山泪》等。其行文更善于寓景于曲，语言生动明丽、色彩盎然，同时善借古人之典，《青哥儿·十二月》中，“照星桥火树银花”出自唐代《正月十五夜》中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梧桐初雕金井”则出于《楚妃怨》中“梧桐叶下黄金井”。明《曲藻》中甚至记有“元人称为第一，真不虚也”的评语。

戏曲《窦娥冤》

郑光祖传世之作相对较少，但其杂剧曾于当时“名闻天下，声振闺阁”。其中又以《倩女离魂》最著名，清代《曲话》赞其“灵心慧舌，其妙无对”，《宋元戏曲史》中也将其抬到“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的高度。

而不仅杂剧，郑光祖同样工于散曲，有小令六首、套数二套流传于世。

白朴现流传代表作《梧桐雨》、《墙头马上》，另有散曲集《天籁集》，后人称其“词语遒严，情寄高远”，而《梧桐雨》中唐明皇贪享乐而坏江山的形象对后世京剧中的形象塑造同样影响深远。

《梧桐雨》

辉煌背后，文人学子入仕无门

汉族文人科举无路

曲艺于元一代蓬勃发展，后世部分文人参考宋代“以画取士”，推测元朝“以曲选士”。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被《元史》等史料承认。

《宋元戏曲史》中更是提出“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的说法，认为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于词曲发之”。

也就是说，之前文人家中汗牛充栋，腹内学富五车，学的是一身科举入仕的本领，但于元一代，这种相对公平的取仕方式被统治者废弃，作为四等人之末的“南人”或是稍高一层的“汉人”，想通过读书出将入相，比之前朝难上加难。

据《元史》记载，“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其中“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而“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但与此同时，“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无论是从考试科目、考试场次又或是作答要求而言，“汉人”及来自南宋之第的“南人”都更难进入仕途，更遑论当时元代统治阶级不重汉化，即便入仕也很难不被边缘化。也正因如此，文人不得不寻求仕途之外的谋生之法，元曲于是应运而生。

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元代科举制相当于开了倒车，回到九品中正制的门户时代，随之而来的便是文人地位的一落千丈。

清代徐乾学也曾于《资治通鉴后编》中明确记有“蒙古旧法，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虽说“九儒十丐”的说法多少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统治者并没有重文重儒的思想。

由于连年征战，国祚不稳，不仅来源大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很难欣赏婉约雅致的南宋词辞，寻常百姓也同样难有接受文化熏陶的机会。

这让繁丽文藻下的旧体诗词难以拔得主流应酬文学的头筹，也同样不易被世人接受。于是文人开始追求通俗易懂，言语活泼，也吸纳了更多的口语化、碎片化表达方式。

大家也曾难免落寞

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生于汉地，从《青杏子·悟迷》中“气概自来诗酒客，风流平昔富豪家”、“柳户花门从潇洒”，到《拨不断·九重天》中“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大致看得出来，他也曾是大户之子。

在《喜春来·六艺》中，马致远也曾写下“夙兴夜寐尊师行”、“身潜诗礼且陶情”的曲文，表明自己的尊师重教，一心向儒之意。

及至元十年，正如《女冠子·枉了闲愁》中所写，“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一心希求功名的马致远曾向元太子孛儿只斤·真金献诗，也得以一度于大都为官。

但随着孛尔只斤·真金的去世，马致远被贬里京都，而正如他自己所写，曾经不过“怪名儿到处里喧驰的大。没期程，无时霎，不如一笔都勾罢”。

半世蹉跎之后，马致远在《哨遍·半世逢场作戏》中写下“西村最好幽栖”，在《四块玉·恬退》中发出“远离尘干丈波，倒大来闲快活”、“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的感慨，由儒而道，看透尘嚣。

同为四大家之一，郑光祖早年同样习儒科举，但《录鬼簿》中曾记他“为人方直”，同样不为当时官场所容。这才写下《王粲登楼》中“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得我这一片乡心碎”的泣血文字。

无独有偶，元曲开山大家元好问也一生仕途不顺，从十六岁入场科考，一直考到三十五岁，终于得以入仕，却只不过开始了编修的冷官生涯。而后在金与蒙古交战之中兵败被囚。

他们是为数不多的汉人入仕之身，但也碌碌而不得志，只能寄情勾栏山水，以笔墨抒怀，以佳作传世。

总结

元朝享国不足百年，元曲却流世千年。时至今日，《窦娥冤》、《青衫泪》、《天净沙·秋思》等名作名篇依然妇孺皆知。

血溅三尺白练的窦娥、享乐误国的唐明皇，这些戏剧形象如今依然鲜活。我们称赞元曲，称赞他的多彩生动，传奇绮丽，但却要知道，这些辉煌文化的背后，是文人士子曾接受过文学、音律、乐理上的家学培养，但又无以为仕，只能转而寓情于笔，托古言志，顺便讨个生活的无奈。

参考资料：

《唱论》

《曲律》

《中原音韵》

《曲藻》

《曲话》

《宋元戏曲史》

《元史》

《资治通鉴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