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教育空前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学校的发达程度、文化的普及乃至学术空气的浓厚，都为前代所不及。这与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高度发展、科技创新的突破以及统冶者的文化政策分不开，但科举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所谓神童，即智力超常的儿童。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专门设立了童子科。宋绶、晏殊、姜盖、李欣、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

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此后，从仁宗朝到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南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年),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濡人。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有关。这种教子在幼的观点导致了各种小学的普遍创立，促进了文化的普及。

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南郭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

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兔园》耳”。所谓《兔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

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剌道：“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

当时入不禁感叹：”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

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形成于明末。与此相反，在宋代不仅“当时风尚，妇女皆知爱才”，而且在她们当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们立即会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词》、朱淑真及其《断肠集》以及俗称苏小妹的苏洵幼女苏八娘。

在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也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入者，王荆公家最众。”

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

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

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

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

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

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

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

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学习以后，“晚年也能作小词”。

本文摘自张全明、李文涛所著《宋史十二讲》。如对其中内容感兴趣，可购买参详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