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其实就是一场“博弈”。

建文削藩，本质就是皇权和地方权力的矛盾，由朱棣来牵头完成对皇权的冲击，但是朱棣最终也成为了皇权，但按理来说，靖难之役朱棣本来就是极其弱势的一方，当他当上皇帝后，别的王爷们怎么可能忍得住他呢？

说忍得住，还真的是忍得住！

在自然界的定律中，外在的压力，是保证内部维持稳定的重要元素，这便是“熵增”的意义，而现实人类世界里，这个道理一样是存在的，若是大明的中央弱，那么藩王们便强势游离，说不定会互相对抗，效仿春秋战国。

但若是大明的中央强，对于“藩王”这一个社会心态而言，便是“压力”，压力越大，藩王们反而会越团结，藩王的本质结构就会越稳定，但是朱元璋建立的天下诸藩，在原理上就是一个“矛盾”，地方和中央的矛盾。

只要藩王制度再持续五代，大明中央绝对会被颠覆，这个道理自古以来早就被演变过了，所以主脉想稳坐钓鱼台，那必须就得“削藩”，可以说，藩王制度是朱元璋留给后世子孙的一个“考验”，或许朱元璋本来想着留给朱标的，奈何却让朱允炆来承受了。

回到靖难之役本身，朱棣所在的处境。

看朱棣“造反”，我们不能只从“大逆不道”出发，在“大逆不道”之前，首先是建文帝削藩太过急迫，导致几位叔叔下场凄凉，还有叔叔以“自焚”来抗议，要知道，玩出了人命，那就不是什么“削藩”了，而是杀人了。

藩王们大部分，首先是朱允炆的叔叔，镇守藩地，没功劳有苦劳，朱允炆上位没多久，就首先忘了家庭内部的“尊老爱幼”，这就让藩王们在心理上抵触朱允炆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其实还是认可以朱家人为核心，其他朱家人为“拱卫”的：中央—藩王制度的。

因此，藩王们觉得，有问题的不是制度，没必要说互相造反，把自己家的江山给扔了，有问题的就是朱允炆这个侄子而已，如果解决了朱允炆，那就好办了。

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朱棣算是辈份最高的人了，老大朱标，老二朱樉、老三朱棡都在洪武年间分别去世，朱棣排第四，镇守的还是元朝的“大都”（北京），刚刚好的，建文削藩最对不起的，也是这个“四叔”：燕王朱棣。

朱棣装疯卖傻，又把儿子送入南京当人质，还被建文天天监视，生活过得很惨，兄弟们看了都不顺眼，这朱棣可是上过战场打过北元的，再怎么样，也轮不到这个侄子如此虐待吧，所以朱棣靖难起兵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帮助朱允炆。

不帮助朱允炆，就等于是帮助朱棣了，藩王们几乎没有响应朱允炆平叛的，仅仅是一两个酱油党，毕竟朱棣真的被逼得很惨，若不是最后带着八百号人反抗，那么朱棣的命运也就是终生囚禁和“被杀”两个结果而已了。

于是靖难之役期间，朱允炆很反常地下令，不允许下面的将士抓住了朱棣之后就立马处死，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其他藩王“兔死狐悲”。

但建文帝显然低估了这些叔叔们的城府。

朱棣一路打向南京，挂的旗号很正经，朱元璋曾经说过，如果皇帝身边有人在乱出主意，那么藩王们就可以“清君侧”，其实朱元璋留下的这个祖训很有意思，就是为了“牵制”皇权，他自己提高皇权，却又限制后代。

为的，就是以后接手的皇帝们，都做点正常的事情。

在法理上，在道理上，朱棣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甚至建文帝都不能说朱棣属于造反，他还得假惺惺地说请叔叔到南京来喝茶，心里或许骂了千八百遍，但表面绝对不敢乱说，另一方面，朱棣“收编”了朱权之后，实力也已经很强大了。

建文帝其实当年未必会输，可惜有了李景隆这号人物，带着数十万大军围攻北京城都拿不下，朱棣的大本营被保住了，那么建文帝想短时间内赢就做不到了，可就算赢不了，也不至于输得那么快吧。

一切都让人意料不到，当朱棣打到南京的时候，李景隆都帮着朱棣把城门打开了，建文帝百般信任的“兄弟”李景隆就这样把他给卖了，建文帝悲痛欲绝，有人说被烧死了，有人逃跑了，众说纷纭，朱棣也表示没找到。

建文帝的下落成谜，对外说，就是失踪了，要是说到“失踪”的说法，那就意味着建文帝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建文帝还在世，对于藩王们而言，就是“如鲠在喉”，这种不是一般的“君臣矛盾”，严格来说，属于藩王们集体“造反”。

只要是在宗法制、中原礼法之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忽视这种“君君臣臣”的原则，但要追究起来，“责任”最大的，就是朱棣，因为是朱棣带头靖的难，是朱棣带人杀入了南京，即便是“靖难”，朱棣就要承受这种道德谴责。

但是这并非是没有好事，因为朱棣承受了这种煎熬，同样的也获得了这种煎熬背后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做皇帝，只要他漠视这种原则，那么就没有人能在精神层面攻击他，所以在他取代建文之后，众多兄弟们暂时没有意见。

而朱棣也十分聪明，当他登基之后，首先迁都北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天时地利人和”的最极致状态，说不定这些兄弟们何时反应过来，如果他还在南京的话，那么也只会是另一个建文帝。

其次，朱棣迁都北京后，没有把手伸得很长，他首先把那几个被夺去王爷身份的兄弟恢复了，表示自己和兄弟们始终是一条心，事实上，终一个大明，“藩王”制度都是没有废除，改变的，只是各个王爷手上的兵权。

朱棣其实也“削藩”的，但他辈份最大，而且还是众王爷的哥哥，说的话有资格、有份量，在道理和法理的两个角度，朱棣自然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于是他削藩主要是“削”权力，他知道守边也必须要有人，和建文帝一样做事，那是不行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朱棣削藩，不算是自己亲自出手，是让他的太子朱高炽来“监国”实行，朱棣北上攻打草原，这里面的大量的将士也是从各地藩王的部队里面抽过来的，所以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下，藩王们没有空造反。

按道理讲，若是朱棣也学建文帝极端削藩，那么朱棣登基后被造反，都不是什么情况的事，但是永乐削藩却是一个小小的阶段，终大明一朝，王爷没有消失，他们的权力是慢慢消失的，这就是朱棣父子的聪明了。

严格来讲，明宣宗朱瞻基时候才基本完成了削藩的主体部分，最起码藩王们想要拥兵自重甚至造反是难上加难，后世的宁王朱宸濠只能说是一个无奈的意外，大部分王爷，平时是连首都北京都不允许去的。

总的来讲，朱棣就是当时最适合当皇帝那个，因为不管朱棣在他们眼中是“靖难”还是“造反”，这个皇帝都要有人当，于情于理也就只能是朱棣了。

而建文帝只能说给朱棣做了嫁衣，因为建文的行为让藩王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太重也不是好事，如果不造反的话，后世子孙说不定会倒霉，因此可以说，建文帝“教育”了叔叔们，朱棣享受王爷们的“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