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祚"是否将移？

袁宏在"汉祚"是否将移的论述上显得较为用心，例如记载东汉名臣杨彪与曹操的一次对话中就调整用字。该次历史事件始末，范晔《后汉书·杨震传附曾孙彪传》有较完整的叙述，先行征引：

（杨）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后子脩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及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

两段记载皆前有所承，首条见孙吴谢承《后汉书》，文字、语意基本相同，而"汉祚将终"四字则是"汉祚将移"。次条则见西晋史家司马彪《续汉书》的一条记载：

（杨）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魏文］帝卽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文末叙述的〈陈思王传〉云云应是《裴注》语，系属史注家征引史料后附带的补充。司马彪认为"汉祚将终"一语没有不妥处，意见同孙吴谢承、刘宋范晔两位史家。

但是司马彪记载该语时，流露出亲附曹魏政权的心理，言"帝不夺其意"、"帝不听"，直迳称曹丕为"帝"。值得注意的是，言"帝不夺其意"一语的时间点，是在曹丕"即王位"后、而不是称帝后；史家却依然称作"帝"，反映出叙述者对特定政权的观感。

司马彪尊崇曹丕的作法，与之在《九州春秋》选择接受鱼豢、王沈等史家诋毁之说，如是奠基于曹魏政权立场择史的情况类似。较亲附蜀汉政权的袁宏，在《后汉纪》卷三十、卷二十九则叙述如下：

初，魏王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已为汉三公，遭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氏之臣，于义既无所为，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遂听所守。及魏受禅，乃下诏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赐，所以宾礼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此嘉锡。

公故汉宰相，乃祖已来，世着忠贤。公年过七十，行不踰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彰旧德。其锡公延年杖及伏几，［延］（筵朝）请之日，使杖入侍；又使着鹿皮帽冠。"彪上章固让，不听。年八十四，以寿终。（杨）彪睹汉祚将微，自以累世公辅，耻事异姓，遂称疾不行。

袁宏当然没有屡屡称曹丕为"帝"，且相较于谢承、司马彪、范晔诸位史家，亦是唯一在叙述中将"汉祚将""移"、"终"该类炎汉必亡的语句修饰成"汉祚将微"，维持一息尚存。虽为"微"字本身也非佳字，但是相较之下应当还是有别。范晔亦言"汉祚将终"，而不是采用袁宏的史料。一来应是察见袁宏的调整有其主观用意；二来很可能反映着范晔心目中，刘备创建的蜀汉政权不能"绍汉"、遑论"天命"。

二、蜀汉政权为正统王朝的认定

汉祚既未终未移，则似汉室后继有人；这与现今学者强调《后汉纪》视蜀汉政权为正统王朝的认定，可以相互沟通。

例如田亚琼：关于《后汉纪》的下限，笔者认为应为刘备称帝。古代史家多以是否符合"正统"作为断限的标准。袁宏正是认为废汉受禅的曹魏非"正统"，而将自称延续汉祚的蜀汉视为正统。

但是袁宏强调汉室还可复兴这一特殊的解读，却遭到后世非难。例如现今学者瞿林东即因而给予该书较低的评价，甚至延伸出袁宏史识不如范晔的论断：

在袁宏看来，即使是桓、灵时期，东汉政治形势还有好转的可能。他的这个认识不仅同范晔的认识相去甚远，也同上文列举的其他东汉史著作的看法相左。由此可以看出，在关于东汉历史进程和东汉皇朝兴衰治乱的评价上，范晔远在袁宏之上。

袁宏的苦心造诣之发想，其实是受到桓温等觊觎神鼎的刺激；从而间接指涉"晋德未衰"、权臣不应觊觎神器，皆可视作支持东晋王朝之举。由于袁宏对桓温那种不合名教的举动极端痛恨，反映在书中，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者也就屡见不鲜。袁宏的"名教思想"，继承了儒家纲常的精髓，他将君臣的关系与父子关系相等同，使上下尊卑的阶级制度，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对当时掌政者政权的巩固可谓贡献卓越。

因而造成《后汉纪》一书在"前三国时期"的历史解读上，与其余东汉断代史著作不同。独树一格的做法，也同时避免蜀汉政权陷入"假已废之命"的窘境。

袁宏、习凿齿皆是受到权臣刺激，而于史着有所表现者，习凿齿尤为突出。关于习凿齿史着是否为贬裁桓温之作，尚具探讨空间。但是受到桓温刺激，从情理上是很容易想见的。从檀道鸾等认为习凿齿着史的目的只是为了斥桓温野心这一点来说，批评是正确的。若否认习凿齿有斥桓温之意，又是不对的。习凿齿因为在中央皇权同方镇权臣的矛盾中倾向于皇权方面，便被桓温排斥，他想以某种方式裁抑桓温也是自然的。

以下仅阐释袁宏见识的独特处。《后汉纪》卷三十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曹魏黄初元年(220)处的长篇史论中，明显寄寓着"汉德未衰"的概念，"袁宏曰"后半部分：

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抚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

从"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等等词语，该论显系认为当时百姓尚未"忘义"，汉室依然是合法的统治者，汉末时局无法与秦始皇酷虐及民、致使民众揭竿而起的情况相提并论。曹魏企图透过禅让的形式追踪尧、舜故事，所谓"当代德之号"、也就是取代汉德时之自我标榜，不过是自欺欺人。换言之，曹魏政权实非应民、顺天的王朝。袁宏该论的上半部份，有一套说明汉室何以不应亡，并言及"虽曰微弱，亦可辅之"的见解：

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若诛而正之，使各率职，则二祖、明、章之业，复陈乎目前，虽曰微弱，亦可辅之。时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

交待东汉末年之所以大乱，系属"君失其柄，陵迟不振"、皇帝失去权柄导致的结果。如是叙述，将桓、灵两帝的昏瞶无道轻笔带过，淡化汉室帝王自毁皇朝甚至"虐及民"的种种事实。

三、东汉王朝覆亡的咎由自取

规抚袁宏该论，应有将过错转移至宦官等身上之意。实际而言，东汉王朝的覆亡有其咎由自取的面相。检视现今留存的东汉断代史著作佚文，最最痛斥桓、灵二帝的史家应是后来仕宦西晋的孙吴薛莹(?-282)。征引其于孙吴时期撰写的《后汉记》之两条"赞曰"论及"汉德之衰，有自来矣"云云：

汉德之衰，有自来矣。而桓帝继之以淫暴，封殖宦竖，群妖满侧，奸党弥兴，贤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征渐积，逮至灵帝，遂倾四海，岂不痛哉！《左传》曰："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不能毙也。"信矣。可说批评桓帝备至，直指"淫暴"，又言"奸党"、"群妖"满是其所"封殖"。又如：

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衹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

刑戮无辜，摧仆忠贤，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堕坏，夷狄并侵，盗贼糜沸，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当斯之时，已无天子矣。会灵帝即世，则祸寻其后，宫室焚灭，郊社无主，危自上起，覃及华夏，使京室为墟，海内萧条，岂不通哉！

直指过错之根源乃是天子，所谓"危自上起"是也，与袁宏大异其趣。两段叙述中"遂"字这一虚词的运用，使得文章在呈现出利落明快之感的同时，隐约有种痛挽之憾寄寓其中。直迳将后来的黄巾大乱、汉末动乱，连结两位汉室君王自身的作为。甚至言道"当斯之时，已无天子矣"、"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如是沉重的话语。

参考文献：

《后汉纪校注》

《后汉书》

《太平御览》

《三国志》

《八家后汉书辑注》

《袁宏《后汉纪》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史》

《袁宏之生平与学术研究》

《习凿齿评传》

《东观汉记》

《《后汉书》文学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