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0年，司马昭控制下的魏国发生了一桩弒君之祸——名义上的皇帝——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将军成济杀害了。

古代封建王朝，把弒君之罪视为罪恶滔天的不赦之罪。

田此，司马昭便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尽管曹魏群臣也都知道曹魏的皇权早已旁落，魏国实际上早就成了司马氏的囊中之物，因而敢怒不敢言，但私下里却未必没有怨言。

形势迫使司马昭必须及早平息事态，以免因其发酵而愈加损害司马昭的形象。

为了平息舆论，司马昭便向尚书左仆射陈泰问计。

陈泰建议司马昭赶紧杀掉贾充推卸责任。

但是，由于贾充既是司马昭的心腹，又是司马昭赖以控制曹魏的有力工具，司马昭哪里舍得杀他呢？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司马昭便索性将全部责任一股脑推给了成济。

因为，毕竟是成济亲自动手杀死了曹髦嘛！

就这样，司马昭便以牺牲掉一条走狗为代价，至少在表面上塞住了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当然了，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但就算是明知司马昭欲盖弥彰，谁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况且，司马昭掌握曹魏政权以后，也的确实施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措施，革除了曹魏的一些积弊，因而赢得了人心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司马昭有弒君之恶，但曹魏政权却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笼络人心与依恃武力的两手并用，是司马昭控制曹魏政权的法宝。因为，如果不是善于笼络人心，司马昭就不可能在杀掉皇帝之后仍能获得大批人的支持。如果不是手握兵权，司马昭就不可能打倒一个又一个异己，最终将曹魏政权化做司马家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