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远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新任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的急电，电文写道：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此时，手执急电的蔡元培的内心是矛盾的，法国的一些朋友，在得知他即将回国接受北大的任命后，都劝蔡元培不要回去，朋友认为以北大目前的状态，如若整不好，还会留下骂名。

一心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蔡元培，还是决定先回国看个究竟。当风尘仆仆的蔡元培从法国回到上海发现，国事并未像世人所说的那么美好。

当时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中国革命党人处处被压制，很多革命党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之中。

蔡元培听说孙中山在上海就去咨询先生的意见。孙中山对他说：你去北大担任校长，就有利于将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改造一个大学，将会改变一代人的思想，改变一个民族，那么中国就会更有希望。

这就更坚定了蔡元培的决心，他带着孙中山交付的使命，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决定北上接受认命。

想将一所在军阀管制下的旧衙门学堂改造为真正的现代化大学是谈何容易。蔡元培从他踏入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将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那么我们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将北大改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呢？

以身作则，开民主之风

1917年1月10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开启了这一生中他成就最辉煌的历程。

早已习惯过去旧官僚做派的北大师生，在他到校入职的第一天，全校教员和杂役们，列队于校门两边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

富有革新和民主精神的蔡元培，摘下帽子，一一向每一位致敬的人回礼，而这举动令全校师生震惊。这在民国初年，尊卑贵贱仍旧有序的时代，这样的校长是他们不曾见过的。

蔡元培崇尚民主平等，但他也深知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大家陈旧的观念是不可能的，首先要有一个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校长。

因此面对这些早就应该去除的封建礼俗，蔡元培没有生气，也没有专门开会批评，要求师生们做出改变。

他每天不管走在哪里，遇到哪个校役向他行礼，他都会摘下帽子，郑重地回礼。

就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得北大封建陋习逐渐改变，民主平等的风气在校园逐渐的弥漫开来，而这也就预示着北京大学的新生。

改变学生观念，以正校风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当时清政府给予学堂学员很多贡生、举人等头衔，学员毕业获得头衔后就可以在外找工作，而且大部分都是当官。

在校大部分学生都是京官，教师也大都是官员兼职的。说白了，那就是一所封建衙门学堂。

为此进入学堂的学生都有一种优越感，根本就没有现代学生所该有的淳朴思想，学员是抱着升官发财的念头来读书，真正想研究学问的少之又少。

学生不以求学为主，整日不务正业，打牌喝酒逛窑子，只为混张文凭，给自己谋个官位。

而老师讲课敷衍，不专心研究学问，有不少教员拿着本讲义读完就是一节课了，毫无师德可言。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人们眼里北京大学仍旧是培养官僚的地方。那想要改官僚气十足的北大有多难呢？

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严复为保留北大与教育部做斗争，最后被迫离职。

第二任校长章士钊被北大学生以“留严去章”为由驱赶；第三任校长何燏时，因改革后人人需要考试，被学生围堵，被迫辞职。

而这三人可都是当时有名的教育者啊！

蔡元培认为要想改变北大，首先要改变学生的求学观念。

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针对学校的不良风气，提出三项要求：“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他强调大学的本质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研究高深的学问，学生应“抱定宗旨”，将求学放在第一位，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否则就是误人、误己、误国。

其次“砥砺德行”，他重视思想品德的教育，认为一名优秀的学员应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学生的自我成长应该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

最后他要求学生们要尊师爱友，他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民主，只有懂得尊重师长，爱护同学，方能让学校改变过去封建陋习，富有现代人文精神。

为此蔡元培一改过去北大沉闷的教学，他召开各班班长会议，鼓励各班筹备各种社团，就这样学校相续成立了体育会，书法研究所，美术音乐社团等，这样使得学员们有了正当的爱好兴趣，过去那种下课就争抢着大牌、喝酒等不良习气得以改变。

而以上三点至今仍然是我们现代学校所提倡的。

延聘热心教员，以整饬学风

具有多年办学经验的蔡元培，深知北大初期的积习已久，要想把学校办好，就得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又热心教育的教师，因为只有以纯碎之师，一面传授知识，一面带领学生共同研究才能将大学改变为真正研究学问的学校。

为此，来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是广泛招揽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才，或者真正有学问的人才。

例如，他为了聘请到风云人物陈独秀，不惜“三顾茅庐”，假造履历。

当时的陈独秀虽然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但也会经常到北京办事。

打听到陈独秀北京住处的他，几乎天天跑到陈独秀所在地拜访，有时去得太早，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他就拿张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等陈独秀起床。

最终受不了蔡元培死缠烂打的陈独秀，只好答应他，但陈独秀的履历并不是很高大上。

为了让陈独秀得到教育部的认可，顺利进入北大就职，他在帮陈独秀填写履历时，编写了一些不实的信息。如：在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学校长等履历。

陈独秀就此到北大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北大也因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敢于开拓的大将，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陈独秀的介绍下胡适等有名的文学家开始入职北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在为北大招揽人才时，不仅特意延聘知名学者，也注重引进青年新秀。

比如，蔡元培聘请梁漱瞑为哲学讲师，专门讲授印度哲学，只是因为看过他写的一篇《究元决疑论》。

可梁漱瞑中学毕业，根本就没考上北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名高考落榜者，梁漱瞑对于佛学也就知道一点皮毛而这，当时吓得他连连推辞。

可是蔡元培告诉他，我办学旨在于令同道中人聚集在一起，研究未知的事情，我爱好哲学，他爱好哲学，大家一起彼探索研究不好吗？你就当是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就好。

为此，23岁的梁漱瞑踏入北大，成为北大一名教员，而他也在讲授课程中，在与学生不断的思想碰撞中，成长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现在看起来是一桩美谈，但在当时对于蔡元培来说，聘请一位中学毕业，没有多大学术建设的年轻人为教员，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啊！

短短一年时间，在蔡元培带领下，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

文学院有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

理工科有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的夏元瑮任理科院长，有知名的李四光、翁文灏、丁燮林……

至1918年初统计，北大共有教授90人，35岁以下者就有43人，50岁以上者仅有6人，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仅有21岁。

这是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团队，它使得北大一改过去陈腐之气，一时间北大风气焕然一新。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是群星璀璨的时代，他引领着这些耀眼的群星，唤醒了真正的现代化大学精神。

蔡元培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在北大有寸头西装革履的留洋归来的学者，也有穿长卦梳辫子的保守派。

有文雅、彬彬有礼的民主派，也有特立独行、不拘小节、桀骜不驯的激进派。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北大的教授很奇葩，它容纳着各家各派系的学者。

北大的课堂也格外的新颖，两个老师可以同时上课，学生喜欢听哪个老师的课就听谁的，引发的思考碰撞可以经过自己思考判断后再选择。

当时的北大没有固定的讲义，也没有固定的哪门功课，教授研究哪种学术，他就讲授哪种，教授在讲解知识的同时，也是在与学生共同学习的时候。

因此，在课堂上，师生在政见、学术上有分歧时，往往还会出现互相对峙谩骂的现象。

蔡元培他没有让学校成为一言堂，他认为思想自由，还应包括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

他认为只有百家争鸣，大学的学术研究才能放光彩。大学应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存在。

因此，允许身穿长卦，梳辫子的辜鸿铭带着仆人上英文课，但他也禁止任何宣传“帝制”的思想在传播。

由此可知他宣扬的思想自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的自由。

北大的师生们在这样宽松的学习氛围下，他们畅所欲谈，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使得北大师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优化，大大提高了北大的教育和科研水平。

也就是在他这样的办学理念下，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初露锋芒，震惊中外

1919年4月30日，中国外委会会员长王大燮突然接到巴黎和会突然传了急电，和会竟然想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力转交日本，外交代表团被逼将要签字。

慌乱中王大燮亲自来到蔡元培家中，将急电内容告知并请求他出谋划策，如何给北洋政府代表团施加压力拒绝签字。

当天晚上，蔡元培急召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阻止巴黎和会代表签字。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师生手持“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二十一条”……等条幅，冲破种种阻碍，走上了街头，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就此开始。示威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受阻后，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家中。

群人皆愤中有人放火烧了赵家楼，来不及撤走的32名学生被捕。

事后蔡元培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劝说学生恢复正常的学习。

对于蔡元培来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读书本就为了救国，学生的本职就应该回归课堂，由示威到武力暴动，这结果远超过蔡元培的预期，不是他所希望的。

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一次运动中，看到了北京大学改革后所发生的巨变。

爱国、民主、科学、平等、自由成为当代学生的主题，过去那个萎靡不振的北大早已一去不复返。

而中国从五四运动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一切蔡元培仅用了只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托付，通过改变一个学校，改变一个民族。

5月8日晚，蔡元培带领学生迎接回被捕学生后。

也许是因为与学生意见的分歧，毕竟没有一个校长愿意看到学生罢工，也许他也看到北大师生在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很难“管束”。

第二天突然辞职出走，只留下一则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大意也就说北大正遭受捧杀之意。

最后在北京师生长达数月浩大的挽留中，他又回到了北大。

而北大正如他所预感的更加活跃了，各种社团应运而生。

最后蔡元培还是因种种原因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但他所创下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制度在北大早已形成。

从1917年到1926年，十年之间，呆在北大的时间不过五年，但各系依旧能够按照他的办学方针正常运行，这也是北大如此有活力的原因之一。

永远的校长

1926年，蔡元培离开北大，但并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救国，他开始在全国推行大学区，而北大也就被他划入了北平大学的范围。

这时期他创建现代科技体制，实施科学教育，普及美学教育，推动美育在中国的发展，改革女子教育等。

正如许智慧宏所说：蔡先生倡导一所大学应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起来，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

他以一已之力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教育面貌，诚如金耀基所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于香港病逝，毛主席发来唁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八个字至今和蔡元培肖像一起，挂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大厅，供后人瞻仰。

而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建起蔡元培纪念馆，他成为了人民心目中永远的校长。

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纪念先生的同时，也在追寻那个时代的北大精神。

在此，愿走过百余年光阴流转的北大生永远青春朝气蓬勃，永记北大师长的殷殷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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