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乃是朱棣与徐皇后的嫡长子。出生于洪武十一年的他，与父亲朱棣的骁勇尚武不同，生性端庄沉静、不善武事、喜好读书，更兼之他“腰腹数围”“腿脚不便”，因此也并不得朱棣喜爱。

甚至于在朱棣揭起反旗，发动的靖难之役中，虽然朱高炽有固守北京之功，却屡被怀疑，更是险些误中朝廷离间计“几杀吾子”；而这种不喜欢，还表现在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成功后荣登帝位，关于册立谁为太子之事上，朱棣显然更加喜欢与自己一般尚武的朱高煦；即便在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后，朱高炽的太子之位也是不牢固的，几欲废之；但是纵使有着诸多不满，朱棣还是确立了朱高炽的太子之位，也未有废立之举，并在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第五次北伐，回归弥留之际选择“遗诏传位皇太子”。是年，皇太子朱高炽登基，是为明仁宗。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朱棣心有不满却仍旧选择了朱高炽继位呢？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首先我们要牵扯到大明王朝的立储原则。在建立大明王朝伊始，朱元璋便制定了《皇明祖训》，并且确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立储原则。当然，朱棣作为皇四子、小宗毫无疑问是这个制度的破坏者，通过靖难之役这样一场“篡位”之战，夺取皇位的同时，朱棣事实上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正统论”做出努力。这种努力既有诛杀方孝孺十族、景清的高压政策；又有对《太祖实录》的“修改”、本人生母贡妃改为马皇后的举动。

但纵使如此，这种“以篡上位”的恶例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如果自己在册立皇储之事上，再次违背祖制，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那么带给后世子孙们的就是对皇明祖训、嫡长子继承制的视若罔闻的恶例。

这一点大唐王朝便是例子。唐朝太宗李世民虽为明君，但玄武门之变后，有唐一朝，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政变又是何其良多，可谓是不胜枚举。这些举动的背后带来的又是王朝衰微，政局动荡。

其次，朱高炽与朱高煦的能力对比。作为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时朱高炽被立为世子，朱元璋便对他赞赏有加，这种赞赏也不是隔代亲，而是建立在治学的态度之上。朱高炽一心向上，反观朱高煦则不肯向学、言语轻佻，因此朱元璋对他也十分厌恶。

而至于父亲朱棣对朱高炽、朱高煦的态度事实上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了喜恶之别。靖难之役中，朱高炽马不能骑，只能固守北平；反观朱高煦，骁勇善战，也让朱棣显然心向朱高煦。

但出于第一点原因的考虑，在册立了朱高炽之后，朱高煦被封为汉王，藩属云南。但朱高煦却以“我有何罪”拒绝就藩，出于喜爱朱棣竟也未反对；而这种溺爱之下，朱高煦恃宠而骄，不仅有索取天策卫（皇家卫队、禁军一般）之实，更有私自豢养武士，僭越器皿之实。

而身为太子、长兄的朱高炽，则在朱棣北伐时充任监国，治理有方。高下之间，作为曾经有机会接近皇位的儿子，朱高煦也在这屡次的不法之中，与皇位渐行渐远。永乐十五年，朱棣将他改封乐安，命他立即就藩，也算是彻底为朱高煦在这场皇位竞争中的失败盖棺。

第三点，张氏、朱瞻基的作用。中国有句“娶妻娶贤”的古语，而张氏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朱高炽的妻子诚孝昭皇后张氏，对公公朱棣、婆婆徐皇后可谓是谦恭有礼，也深得所爱，虽然朱棣常有责骂朱高炽，但对于儿媳甚至有“将来朱家之事，全系此女”的论断，这句话也诚不欺我。

张皇后也历经仁宗朝、宣宗朝、正统朝，有贤后之称；而她的儿子朱瞻基，出生之时，朱棣梦见朱元璋将象征权力的大圭交于自己，并语“传世之孙，永世其昌”。这位伴着预言的皇孙，朱棣对他可谓是无微不至。军事上亲身教之，出征带上；在文化上，又有大儒教之。宠爱至此，事实上也算为父亲朱高炽的即位有着不小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