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病入膏肓，下了一道皆大欢喜的遗诏，可病情刚有好转却反悔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皇帝，他的统治时期因为怠政和贪财而备受争议。这位皇帝身上有两个显眼的标签，一个是怠政，另一个则是贪财。尤其在张居正和冯宝去世后，万历的贪财之风更是愈演愈烈，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以镇定自若的外表掩盖了内心的不安，但历史的记载却揭示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
万历皇帝的贪财之风在他中晚期达到了巅峰，敛财成了他生活的最大乐趣。为了充实内库，他大肆搜刮各地的民脂民膏，派遣大量的矿监税使奔赴山西、山东、陕西、两浙、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区，对百姓进行苛捐杂税。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许多官员也对这一暴行纷纷上书，请求停止矿监税使的派遣。然而，这些上书对万历毫无作用，他采取了“留中”的手法，置若罔闻，坚持了聚敛财富的决心。
然而，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一个春天，一场病患却让这位贪财皇帝感到了生死的无常。万历因为劳累和疲倦而感到体力不支，不久便病倒。这让本来贪生怕死的皇帝开始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开始安排后事，召集大臣们商讨国家大事。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也表现出了对矿监税使的一些后悔之意。
万历皇帝安排了托孤之事，特别召见大学士沈一贯，似乎是要将自己的权谋和统治交付给他。当时的情景让人颇为感慨，万历憔悴的面容、颤抖的手、喘粗气的身躯，都展现出这位皇帝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他对沈一贯的嘱托，包括停止矿监税使、释放关押的罪犯、官员官复原职等，都显示了他在生死面前的一些悔意。
然而，这一场面的转折却十分令人意外。天刚亮时，万历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的头脑清晰了许多，突然间记起了刚刚颁布的遗诏。这让他感到后悔莫及，因为他在临终托孤时所做的承诺可能会影响到他财政上的利益。于是，他急切地要求内监收回了这份遗诏，让曾经领受嘱托的沈一贯陷入了尴尬境地。
这一幕如同一场闹剧，皇帝的病情好转，而他自己的遗诏却成了笑柄。内监接连传达皇帝的口谕，要求收回遗诏，这使得大臣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最终，万历皇帝对于曾经表现出的悔改之意彻底抛弃，他恢复了过去的聚敛财富的决心，坚持了继续派遣矿监税使的立场。
这场闹剧的结局让大臣们对万历的皇帝尊严产生了更多的质疑。他们或许早已对这位怠政且贪财的皇帝失去了信心。即便是在生死关头，万历也没有真正放下对财富的执念，而是用自己的权谋来保护财路。这一事件成为了后世对万历皇帝统治评价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在临终时的表现也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这个闹剧般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在生死面前的真实一面。他的怠政和贪财虽然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但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对财富的执念仍然让人深感唏嘘。这也让我们思考权力与财富对一个统治者的影响，以及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言行如何会被后人评价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