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当代党史著作中，不难发现，有一个名字出现频率较高。

写出《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全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持着他的亲笔介绍信，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延安。

可以说，是他将挖掘重大历史新闻富矿的钥匙，交给了斯诺。

他本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更深受毛泽东赏识，甚至据说曾险些取代周恩来成为国家总理，

这个人便是曾风云一时的党内“怪才”，柯庆施。

一点也不老的“柯老”

柯庆施此人，就连毛泽东也要尊称他一声“柯老”，尽管毛泽东比柯庆施还要年长9岁。

据说他在当时是党内唯一一位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实际年龄却比毛泽东小的人。

赋予年龄和革命资历都比较老的领导人“某老”的尊称，是党内的一个习惯。

叫柯庆施“柯老”，有一部分外表因素。

柯庆施长得人高马大，鼻子也又挺又大，在延安时，很多人送他各种绰号，比如“大鼻子”、“大个子”、“老柯”等。

再加上建国后，柯庆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也攀升得极快，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做书记和市长，是上海实打实的一把手，甚至还做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简直可以说是权倾一时，资历和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柯庆施本人的外貌气质也很符合他的身份，永远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虽然才四五十岁，却跟个六七十的老人似的，走路蹒跚，还驼背。

于是渐渐人们就不怎么叫他大鼻子大个子了，称呼从听上去亲密得像是能勾肩搭背的“老柯”，变成了恭恭敬敬的“柯老”。

毛泽东也听说了这个称呼，觉得很好笑——哪有人才50来岁就叫个这么老气的称呼？

但想到柯庆施平时那副板着脸抿着嘴的肃然样子以及他的革命资历，感觉也确实贴切，于是在中央开会时也跟着戏称起了“柯老”。

主席都这么叫了，从此，“柯老”就成了其他人对柯庆施的尊称，在党内叫开了。

柯庆施的确是革命资历很老的同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柯庆施就入党了，据说在出席一次在苏联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和列宁当面握过手，是中共领导人里唯一有幸跟列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先哲有过互动的人。

“听说，党内现在只有柯老见过列宁。”人们总是这样说道。

能受到列宁的亲自接见，亲切与其握手，除了柯庆施，这种殊荣在当时再没有第二人能获得。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也让毛泽东跟着叫起了“柯老”。

对于主席为何如此尊称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干部，当时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不少领导干部都引用了毛主席本人的话来回答：之所以叫“柯老”，是因为柯庆施是我们党内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关于柯庆施见列宁一事，一些有所耳闻的干部，也基本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听说来的。

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对于这件事也作了回忆。

他是1942年在延安听说的，当时他刚被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当时统战部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党内至今只有一个人同列宁见过面握过手，那便是自家部长柯庆施。

但之所以只能靠听说，是因为柯庆施自己从来不提这段往事。

柯庆施为人很低调沉默，对于过去的成绩一向缄口不言，更不将同列宁握过手作为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成天挂在嘴边。

但这份低调，却令其他人都更对柯老肃然起敬了。

“这是柯老很好的一点，”杜星垣感慨道，“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成绩。”

柯庆施的早期革命经历坎坷又辉煌，他出生的前一年，中国封建政体已然走到了历史尽头。

中国人民实在饱尝被侵略的苦痛，一些大臣痛心外患入侵，发誓救亡图存，搞了些挽救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动作。

方今时局多艰，储材为急，变法革新、兴学育才的口号就是在这一时期喊出的。

尽管柯庆施出生在偏僻的安徽乡下小农村，但依然受到了这股时代浪潮的激荡，14岁就走出偏僻的小山村，进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求学，因此思想十分进步开明。

柯庆施在二师念书期间，坚决摒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他尤其关注国家命运，忧心民族前途，在读圣贤书时，也从未落下追随时代节拍的步伐。

1919年5月4日，反帝爱国性质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声援北京学生。

徽州的队伍行列中，自然就包括年仅17岁的柯庆施。

但因参加了这场声援活动，柯庆施的求学路上遭遇了重大挫折，校方认定他思想激进且存在问题，勒令他退学。

满腔救国激情，末了却被泼一头冷水，这对年轻的柯庆施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成为他人生路上的第一道坎。

但这并未对他的思想造成打击，柯庆施离开了二师，在其他前辈友人的关照下，又辗转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自己的求学路。

正是在南京上学的期间，柯庆施大量接触并深入了解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学说，并对底层劳动者产生好奇，这种情绪促使他开始探寻、关心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还写出不少反应当时社会真实一面的调查报告。

除了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柯庆施还认识了陈独秀，两人频繁通信往来，陈独秀对这位小自己20多岁的同乡后辈也很欣赏，给予年轻的柯庆施诸多训导。

1921年5月，柯庆施离开上海，远赴苏联，大半年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了列宁。

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已转为中共党员身份的柯庆施回到上海，因为是安徽人，被陈独秀特地派回老家，负责做安庆那边的党团工作。

在那里，柯庆施明面上是《新建设日报》的副刊编辑，实则在暗中秘密发展组织，凭借自身籍贯优势和善于观察总结的能力，回到安庆一个多月，就初步了解了这边的政治形势，并给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供了不少有效建议。

纵观早期一些地方重要革命活动，不难发现其中都有柯庆施的身影，且担任的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他的早期政治经历，所以从革命资历上来看，柯庆施绝对担得起“柯老”这个称呼。

丁玲回忆柯庆施：他有一个好处

除了“柯老”，其实柯庆施还有一个笔名，叫“怪君”。

“柯老”是别人称呼他的，而这“怪君”则是柯庆施给自己起的。

17岁的柯庆施因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是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被强行辞退。

虽然后来证明这些消息并不属实，但当时却被比较有可信度的报纸给登载了，导致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柯庆施也极其悲愤，写了封疾言厉色的信，大骂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骂完心情仍难以平静，又愤愤将自己名字改成了“怪君”。

时事多奇，形形色色“怪”现象层出不穷，人间正义难寻，令人心中生出无尽悲惧，自己痛恨这些社会“怪”现象，却暂时没有能力将其扫除殆尽。

“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柯庆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从此，柯庆施又有了一个名字，叫“柯怪君”，后来很多人叫他“柯怪”。

当代著名作家丁玲曾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顺带提及了“柯怪”这个名字，她并不太清楚柯庆施起这个笔名的原因，当时只以为别人都这么叫他，是因为他本人很古怪。

那是1923年的盛夏，丁玲和朋友一起乘船去了南京，进入平民女子学校上学。

那时她们日子都过得紧巴巴，为了攒钱买书而省吃俭用，不舍得花钱买鱼肉，做衣服的布也都是一尺一尺地量，当时一尺布的价格是一毛钱。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丁玲写道。

这个老熟人就是柯庆施，他也在南京，那时都叫他柯怪，跟丁玲她们是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

丁玲还写道，那时柯庆施总是来她们宿舍这边玩，虽然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总爱往女生宿舍跑，却并不令女孩们觉得冒犯或有暧昧的成份在。

在女孩子们眼中，柯庆施这个人怪里怪气的，来了就闷头坐着，一坐老半天，跟其他青年不一样，不会主动说些有趣的事来逗大家开心，也不畅谈进步理论和人生理想追求，杵在那跟块木头似的，弄的大家很不自在，也不是多喜欢他。

但他又好像没意识到自己并不讨女生们的喜欢似的，回回都来。

虽然人是木了、无趣了些，但在丁玲她们的眼中，柯庆施却有一处很不错的地方。

丁玲将这形容为柯庆施的“一个好处”，那就是尽管他总来这里玩，却并不会让别人觉得他是看中了哪个女孩子，想来追求人，或纯粹地想交女朋友谈恋爱，来跟女生们混关系，丝毫都不显得轻浮浪荡，油嘴滑舌这类的形容词也跟他无缘，这一点倒是让女孩们颇欣赏。

在丁玲的印象中，柯庆施的脾气也非常好，虽然女孩们总嘲笑他是“烂板凳”，意思就是他只能坐烂板凳，不过这种调侃的程度把控得很好，从不会叫柯庆施难堪地下不来台，而柯庆施也从来不会生气，怪罪于他们。

虽然丁玲提及柯庆施只有寥寥几语，但对柯庆施形象的刻画却很生动传神，给人感觉是一个跟异性相处得融洽的正直好脾气形象。

生活中的柯庆施

1929年，柯庆施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四年后，柯庆施来到张家口，开始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扎根于北方任职。

抗战爆发后，柯庆施又来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以及延安女子大学的副校长。

知名电影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同志也对柯庆施作出回忆。

当时的柯庆施还不是“柯老”，人人都亲切地称呼这个高大坚毅的男人“老柯”，张瑞芳的母亲跟他住得比较近，生活上有什么事也会互相帮衬着些。

柯庆施的衣服裤子总是破破烂烂的，张母时不时会给柯庆施补补衣服，往他的大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西一块地补，为了不令补丁显得突兀难看，基本都是找跟裤子颜色相近的布料去补。

记得有一次，柯庆施的棉裤又破了一处，但怎么也找不到颜色相似的布料了，张母翻箱倒柜，最后无奈地对柯庆施说：“就只有一块红布了。”

张母其实不想给他用，毕竟哪有大老爷们裤子上顶着个大红补丁的，也忒难看了，穿出去还不得给旁人笑话死？

但柯庆施却全然不在意，说：“红布就红布吧！”

张瑞芳的娘就拿红布给他补上了，于是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们的老柯穿着条打了大红补丁的棉裤大大咧咧到处走，面上不动声色，背后都偷偷捂嘴笑，但柯庆施本人却很不以为意，走哪都照样昂首挺胸的，神气得很。

这段略显好笑又温馨的往事令张瑞芳也很影响深刻。

即便是日后位高权重，在党内红极一时，生活中的柯庆施也从不摆那种颐指气使的高层领导作派。

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赵元三写过一篇《我眼中的柯庆施》，在文里提到了一件小事，那是1963年，他来到柯庆施家里给他送材料审阅。

柯庆施接过文件后，直接在家里小而朴素的餐桌上看了起来，一旁的赵元三也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党内元老。

“给人以忠厚、温良长者之印象。”赵元三如是写道。

过程中，柯庆施总是以商量的口吻将文件中需要修改的地方告知赵元三，并耐心等他记录下来，再继续下一处。

简朴、耐心、温和，这便是柯庆施给赵元三的印象。

虽然赵元三后来从别人口中听说，其实柯老也是有脾气的，发作起来厉害得很，也因此得罪过不少人，不受一些人喜欢，但无论如何，赵元三自己是没见识过柯老这另外一面的。

比起这个，他更无法忘记一位老朋友亲口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解放前他是名复员到上海不久的荣誉军人，为了解决一些没处理好的问题上上下下几乎跑断腿，最后无奈之下，打算直接拦柯老的车，找柯老本人诉苦告状。

当时的柯庆施是上海市长，但居然真叫他蹲到了，他冲上去拦车，被门卫给截住了，柯庆施从车上下来，让门卫放开他，并收了他的诉状。

没几天，他跑断腿都没解决的问题，一切都处理妥当了。

这个故事令赵元三深受触动，三言两语间，在对柯庆施已有认知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关心民情、勤恳工作的好印象。

作为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人们似乎极难对柯庆施拥有客观全面的认识，盖棺而未论定。

后人撰写的评价终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辨清是否带有客观色彩，好在柯庆施在政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早年在文艺界和学术界也活跃，跟很多各界的知名人士都有往来，或许从曾与柯庆施同处一个时代，有过数面之缘的旁人回忆中，能对其过往了解一二，探知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亦能算作一种幸事。

参考资料：

[1]元三.我所了解的柯庆施[J].文史博览,2010(04):49-50.

[2]温相.党内“怪才”柯庆施[J].百年潮,2009(08):71-74.DOI:10.16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