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传教士与清初政治的新解读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孙立天著
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第一版
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是第一批法籍访华传教士。回国后，李明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近况和天主教的进展。此书奉献给法皇路易十四，首页加插了一张康熙的肖像。李明在前言大事称赞康熙，将他称为东方圣贤之主，可与法皇媲美。康熙在位的六十多年，一直重用西洋耶稣会士，怪不得在耶稣会士的书信中，大清皇帝不单是圣君，更有心信仰基督圣教。直到雍正继位，疏远传教士，对宫廷的耶稣会士，犹如晴天霹雳，打醒了他们对清帝依皈天主教的白日梦。
康雍两朝的变化，不单是“礼仪之争”的负面影响，更代表了西洋人在清中叶两朝宫廷的不同地位。本书主要论点是指出耶稣会士在清宫的地位，实际上是扮演了康熙皇帝仆人的角色，即是清朝“包衣”制度下的奴才。
满人入关之前，屡犯明朝边境，烧杀抢掠。大量的汉人被俘虏后，在东北沦为奴役，从事畜牧耕作。另外的成为家奴，即满洲贵族的“包衣”。这个主子—奴才的包衣制，构建了清朝日后扩展汉军八旗的一个基础。主子—奴才的包衣关系，比君臣制度更具满人的色彩。西洋耶稣会士成为康熙身边的亲信，就是因这包衣制度的缘故。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一章《佟家的奴才》叙述了这个渊源的开端：明末入川传教的两位耶稣会士——葡人安文思与意人利类思——在张献忠兵败之际，被清军俘虏，变为肃亲王豪格的家奴。清军返京后，两位传教士被转交给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佟家在东北是大族，佟图赖更是康熙皇帝的外公。佟氏是汉化了的满人还是满人化的汉人，学界尚未有定论。在江南活动的佟国器属于佟氏的另一支，满人入关后为清朝在江南的重臣。佟国器与江南耶稣会士交游，在北京的佟国赖亦收了安、利二人为包衣奴才，让耶稣会士有机会接触到年轻的康熙。
满人对耶稣会士的善待绝不偶然，是因为西洋人与大炮不可分割。清朝战场上的胜利靠的是西方的红衣大炮与军事技术。再者，在钦天监的汤若望，更具上观天象、下解命宿之道术，在顺治朝中，享有很大的权威。
明白了这个背景，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会士会被卷进清初的政治斗争中。本书作者细读中西史料，抽丝剥茧地分析了汤若望历狱背后的满汉路线斗争，与日后康熙铲除鳌拜、平反历狱案的内在关系。耶稣会士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和十五岁的康熙擒拿鳌拜，是在同一个节奏下进行的。亲政后的康熙，将西洋人放置在内务府，就是把他们当作他的家人。通过包衣奴才的私属制，皇帝便可以绕过六部官僚系统去运作，发挥个人的权威。清朝官方文献如《清实录》与《起居注》，没有记载皇帝的私人活动，倒是在耶稣会士的书信中，充分地反映了康熙和耶稣会士的亲密关系。南怀仁不单给康熙铸造了大量的大炮，帮助清军平定三藩之乱，更是皇帝的私人导师，给年青好学的康熙讲解西洋天文、数学与地理知识。南怀仁死后，康熙与后继的宫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徐日升等人，几乎每天见面，甚至在政务繁忙之际，亦不忽略学习。
传教士在对俄的尼布楚谈判和测量全国地图中，为康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康熙又为了给他身边信任的人出头，卷进了礼仪之争。本书作者细读有关教皇使节多罗的文献，认为康熙原本不在意礼仪之争，认为这是天主教的内部事情。但是，康熙感觉到多罗对耶稣会有偏见后，便卷入了这个风波。正如孙立天引用的康熙原话：“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为了替他身边的人说话，康熙不厌其烦地两次派遣耶稣会士为钦差出使罗马。因为一直没有消息（四人中有三人中途丧命），康熙于1716年以内务府的名义发了“红票”，分别颁给了所有的西洋传教士，并下令各国商人转传欧洲。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源。
康熙晚年，众子争权，太子两次废立，各派系中势力最大的是以皇八子、皇十四子为首的集团，获得皇九子、皇十子与满洲权贵苏努家族的支持。在京城的耶稣会士切身认识到政治斗争对传教的决定性，与太子、皇三子，以及皇八子、十四子的集团都建立了人际关系网。尤其是葡籍耶稣会士穆敬远在皇九子家中行走，俨然为其包衣。苏努儿子中有多人奉教，与耶稣会往来密切。所有这些后来皆为耶稣会添加了麻烦，因为在继位斗争中，传教士没有押到赢家。皇四子胤禛夺位成功，大出众人意料。传教士与这个多年敬奉佛教的雍亲王没有特殊的关系。胤禛即位，首务巩固皇权，打击异己，大换内务府人，放皇三子守康熙陵地，遣皇九子至西宁，后绞杀皇九子与穆敬远。苏努家族亦遭流放。新的主子对西洋学术毫无兴趣，传教士也失去了接近皇帝的机缘。即位后一年，雍正以福建巡抚参劾天主教为借口，宣布全面禁止传播基督教。
孙氏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大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确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内容出自《中华读书报 》2024年04月17日08版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夏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