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被称为“中西礼仪之争”，这场争端源自于西方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仪之间的矛盾，以天主教多明我会传教士为主的很多欧洲传教士，他们认为中国教徒的祭孔与祭祖违背了天主教义，致使罗马教廷最终发布命令，要求中国教徒禁止拜祭孔子和祭祀祖先，结果先后令康熙和雍正两任皇帝震怒，引发清廷反制。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了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事件起因，天主教“中国化”的争论

从明末时期，便有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到康熙年间，传教士进入中国活动已经近百年了。康熙对于西方的知识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白晋、张诚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病之后，很多传教士都得到了重用，例如南怀仁、雷孝思、白晋等。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在发现中国文化主要由士大夫掌握之后，他认识到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于是改称自己为“西儒”，研习儒家学说，船着儒家士大夫的服饰，以此表明自己并非“西夷”。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祭孔和祭祖的习俗，这与天主教义中禁止的偶像崇拜极为相似，不过他认为祭孔和祭祖只是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乞求、崇拜等迷信成分，便并不违反天主教义，因此对于中国教徒的祭孔、祭祖行为并不干涉。

1610年，利玛窦去世，他指定由意大利人龙华民接替自己的职务。龙华民在1597年便来到了中国，先后在韶州和北京传教，他对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和思想并不认同，但却一直隐而不发，直到利玛窦去世这才提出。

起初这个争论只在耶稣会内部引起了分歧，经过他们的一致商讨之后，已经提出了解决意见。尤其是对于祭孔、祭祖的问题，他们决定沿用“利玛窦规矩”，予以认同，只是对于部分词语的译名进行了修改。

1631年1月2日（3日），天主教的另一个派别多明我会开始进入中国，高奇神甫从菲律宾抵达福安之后，开始在华传教，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中国人祭孔、祭祖的问题。作为高奇神甫的接任者，黎玉范神甫随即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祭孔，最终引发了罗马教廷的介入。

罗马教廷态度多次转变

虽然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出现了争议，但早期的争论仍保持在基督教徒内部，并未扩大化。但随着两个教派争论加剧，开始各自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这才导致争议扩大化，而在此期间，罗马教廷的态度也发生了多次转变。

第一次反复：1643年，多明我会的黎玉范返回欧洲，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教义的冲突，一连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了十七个问题，控告耶稣会。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1651年，耶稣教会的卫匡国回到罗马后向教皇申辩，于是在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就可以。

第二次反复：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天主教传教士讨论在华传教方针，并一致通过遵守1656年教皇的裁定。但多明我会的闵明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之后立即返回欧洲，并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一书，猛烈抨击在华耶稣会的传教方式，但罗马教廷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直到1687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随白晋返回中国，而这批传教士大部分都反对所谓的“利玛窦规矩”。1693年，来自法国的传教士阎当主教打破默契，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将争议迅速扩大。再加上1700年雷芒十一世的上台，罗马教廷态度再次转变。

康熙震怒，雍正震怒，清廷采取反制措施，禁止天主教传教

康熙四十年（1701年），罗马教廷派出特使铎罗来华，他带来了罗马教皇雷芒十一世的一系列禁教令。铎罗于1705年冬到达中国，因为尚未透露目的，受到了康熙的隆重礼遇。1706年，在铎罗透露来意之后，引起了康熙对罗马教廷干涉中国习俗的恼怒，铎罗被驱离京城，由朝廷派人送至南京。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铎罗公然在南京宣布教皇金陵后逃往广州，清廷命令其交出教廷任命状，铎罗拒绝后被押往澳门，由葡萄牙人负责看管软禁。1701年，被软禁了三年之久的铎罗收到了罗马教皇的诏书，结果还没来得及庆祝，就死在了澳门。

康熙四十四年（1707年），康熙在软禁铎罗后，认为罗马教廷之所以会干涉中国习俗，主要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又听信了他人的谗言，于是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向教皇进行了陈述，结果教皇不允许两人返回中国，直到1718年，罗马教皇在收到康熙的文书后才放行。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罗马教廷再度派出特殊嘉乐来华，仍然携带者教廷禁令。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在阅读了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眼看康熙要禁止天主教传教，嘉华提出了八条变通的办法，结果并未令康熙改变主意，康熙传旨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嘉乐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逐离华返欧。之后，教皇克雷芒十二世于1735年又废除了“嘉乐八条”，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也在1742年重申了“自登基之日”禁约。

结果，罗马教廷的这一态度再度惹恼了清朝皇帝，雍正谕旨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之后，雍正下令禁教，此后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仍然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势，再也无法公开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