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的一生可以用“纠结”两个字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战与不战纠结；面对日益腐败的吏治改革与否纠结；而最典型的是在临终之时立储也纠结，这一点在他临终时留下的谕旨中可见一斑。

道光帝临终之时，向顾命大臣颁布的第一道朱谕，其内容是：“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这一亲笔朱谕，虽因道光帝已病入膏肓，运笔颤抖而字迹潦草，但完全是按照当时的书写习惯与规定，中规中矩，自上而下地竖行书写，共四行，各行又是自右而之左，可以说从内容到形式，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但是，第二道朱谕，即立储朱谕，虽然字迹工整，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怪异离奇。该朱谕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朱谕最右一行竖写“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中间一行竖写“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最左一行是以满文书写的“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这一朱谕怪异蹊跷的地方首先在于内容。当时的书写与阅读习惯，各行文字均是自右而左，按照这个惯例，谕旨全部内容应读为“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然后是满文书写的‘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按照这一朱谕书写内容的先后顺序来理解，必使人感觉其首先是封奕为亲王的朱谕，而立奕詝为皇太子反而成了附带的陪衬。这不但不是道光帝的本意初衷，也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朱谕的内容，肯定首先是立储，而后才是封奕为亲王。正因如此，无论是当时的朝臣还是文人士大夫，以及当今的史学工作者，都是按照“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这样的顺序反向错误解读的。

然而，人们却未曾思考，更为解释说明，一向恪遵祖训祖制的道光帝，为何如此“不守规矩”，不按时人自右而左的习惯书写，更何况这是关系国家月皇室的根本问题呢？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是朱谕书写形式怪异奇特。如按照当时人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这一立储朱谕应解读为“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然后是满文。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所藏各重要档案文本，如摄政王多尔衮命于顺治六年（1649）撰修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敕谕、世祖章皇帝之宝、康熙六年（1667）的康熙亲政诏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遗诏、光绪三十年（1904）的殿试金榜等文字，皆是由右而之左的竖行书写，并在汉文之左书写相关的满文。

因此，大致可以判定，当时道光帝的方向书写顺序，的确并非是其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这样写的。那么，道光帝如此安排，到底意欲何为呢？这里只能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毕竟史料中也不会有类似的记载。

道光帝之所以如此，正是他十分，甚至说是万分喜爱皇六子奕，确曾欲立其为皇太子，但最终还是将皇四子奕詝预立为皇太子。将“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写入朱谕，首先是道光帝钟爱奕的感情使然，是对未将奕立为皇太子的一种特殊政治补偿。

其次是道光帝为了防范自己死后，新帝奕詝万一利用手中的皇权，不加封奕为亲王，故而越俎代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需要。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道光帝借此向新帝奕詝及朝野上下表明，奕在诸皇子中的特殊地位，警示他人不得对奕稍有不恭，更不得有不利于奕之举的政治需要。

尽管道光帝临终前为皇六子奕做了如此安排，但人算不如天算，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奕在咸丰一朝虽也显赫，但终究处于咸丰的猜忌之中。若非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奕或许会在上书房继续读书而远离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