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说起古代女子所受到的种种悲惨的禁锢，尤其是极腐朽的精神枷锁——贞节观念，都会想到理学，而理学起源于两宋，所以经常有人会误以为宋代的女子受害最深。

其实不然，理学虽然在宋代就出现了，但当时的统治者并不care它，它那所谓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口号与当时宋人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一度被关进了小黑屋——《宋史》记载“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不仅不用，还要严加禁止。

宋人的贞节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格。明清要求女性守节，无论年龄多大，丈夫去世后就要始终如一地守寡，以获得贞节牌坊为荣。可宋人却鼓励提倡女子再嫁，不仅皇室、名门，各个阶层的改嫁都是极普遍、广泛的。

宋代法律，除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外，其它的都较为宽松，连对妇女守丧期限也比男子更为宽松。

元祐五年（1090），苏轼在奏疏中，就提到应将贫困妇女的守丧期从三年改为三个月，是考虑到女子“弱不能自立”的地位，认为立法应“适时从宜”，不过男子的三年之丧就必须要遵守了。

宋人这种贞洁观的改变，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有关，人们的务实精神增强，更倾向于怎么解决寡妇的生活问题。

这个想法也很质朴，就是你空守着节义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甚至还会饿肚子，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还不如改嫁，改善生活，重新开始。毕竟守节可没填饱肚子来得重要，正所谓“饥肠雷鸣无可奈，礼法虽存何足赖”，就是这个道理。

两宋妇女改嫁的例子，数不胜数。

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妹妹燕国长公主，一开始嫁给了米福德，后来米福德去世，燕国长公主又再嫁给了勇将高怀德。

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任皇后刘娥，甚至还是出身微贱的歌女，遇上刘恒的时候已经嫁过一回人了。

《东轩笔录》里记载说，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因为精神有问题，无端怀疑妻子庞氏给自己戴绿帽，结果对她是又打又骂，还吓死了幼子。王安石很可怜儿媳的遭遇，就亲自做主，让庞氏择婿改嫁。

再说大家都知道的范仲淹，他小时候还不姓范，两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朱氏，他也改成了朱姓。是后来进士及第，才还姓改名为范仲淹。

范仲淹并不会对母亲改嫁而感到羞耻，他的儿子范纯祐死后，还让其妻改嫁给门生王陶。

范仲淹后来做官，因为小时候穷苦过，所以创建了济贫的范氏义庄，其中就明确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后来修改为“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反正对再嫁者都有一定的资助，由此可看出当时社会对女子改嫁之事的重视和支持。

还有陆游和唐琬，他们才新婚不久，就被陆游母亲拆散，后来陆游写了一首《钗头凤》，简直催人泪下。

可大家在看到他俩的爱情故事时，却总忽略了唐琬的第二任丈夫赵士程。他是宗室子弟，却并不嫌弃唐琬二婚，而且两人感情非常好，在同游沈园时遇到陆游，唐琬真诚地向赵士程说明情况，赵士程也很宽容，同意唐琬向陆游敬了一杯酒。

虽然当初唐琬和陆游也是真心，但前尘已过，她和赵士程之间的感情也同样真挚和睦。

士大夫阶层就如此宽容改嫁之风，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拘束了。甚至在宋人的认知中，寡妇不改嫁才不正常。

因为人们认为女子处于弱势，寡居“非久远之计”，再嫁才是人之常情，毕竟还要吃饭、过日子不是，不嫁才是有悖情理呢，以至于有人因为没有及时帮助寡妇改嫁而遭到攻击，甚至有因为帮不了改嫁者而感到惭愧、不安的——“姊寡不能嫁，儿孤牵我啼”。

当然，这不是说宋代就不注重女子的贞节，对女子没有约束，只是相比起明清两代来说，礼教束缚并不那么严酷。

宋代在重视传统道德的同时，是会充分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所以即使女子仍处于底层，但还有一些基本权利能得到保护。

而那些理学家们的严格保守的贞洁观理论，虽然产生于宋代，在当时却没有激起什么水花，而是到了南宋末期，才逐渐被统治者重视。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都很重视思想统治，所以将程朱理学抬到了官方之学的地位，此后理学思想泛滥，社会风俗为之一改，女性受到了更严重的禁锢和压迫。

那套腐朽的贞洁观，成了压在女性头顶的一座大山，成了牢牢压迫住女性的精神枷锁，几百年来难以根除。

当然，并不是说允许支持孀妇再嫁就能证明宋代对女子是持平等看法，整个封建社会，女子都未能摆脱夫权制的压迫，只是在“节妇烈女”大行其道的时候，宋代的女性有一定的地位上升，孀妇再嫁便是历史的进步，是对“三纲五常”的抗争。

可惜的是，宋代之后，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简直到了一个报复性压制的地步，那之后，女子再嫁成了可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