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帝颁布了上谕十一道，揭开了他整饬吏治的新篇章。不过从这些上谕的内容来看，显然又有些“不妥”，其不妥之处在于雍正帝几乎全盘否定了先皇康熙皇帝的执政理念，大有批评先皇的味道。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封建时代纲领伦理的。

雍正帝在谕旨中说得明白，严斥各省督抚提镇司道府州县官员的恣意拘私，不能竭忠尽职，并着重讲到火耗说：“今钱粮火耗，日渐加赠，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削何堪！”

我们知道，康熙晚年对各省督抚的约束十分宽容，采取仁政，对地方官员的规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康熙帝的放纵，才滋生了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不堪。这一点是康熙帝执政的一个过失。雍正及时刹车，采取雷霆手段，虽说有违孝道，但于国于民，皆为善政。

雍正二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定火耗归公时又说：“历来火耗，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所有瞻徇而曲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以当消除者也。”

以上谕旨，是雍正帝对康熙中年以后的火耗情形作出的基本总结，主要是表述了四个结论：

一系虐民，火耗增至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朘削民脂。当时的地丁正额，赋银是2900万余两，赋粮近700万石，按一石额粮折银一两算，银粮正额合计为3600万余两。如果火耗银加至二钱，每年为720万两，加三钱为1000万两，不难想象，如此天文数字的巨量耗银，压在小民身上，重何以堪。

二为亏空。火耗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万两。

三为官贪。州县官员以收火耗而肆其贪婪，全国1400余名知县知州，几乎无官不贪。而其上司，由于收受规礼（一些必要的公务用费要靠规礼银），容易不清不白，除了少数督抚司道，如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能保持清操、一尘不染外，很少能不徇庇贪婪知县知州，难逃贪官之名。康熙年间的几十位总督、上百位巡抚、几百员司道中，能有多少官员敢于声称完全将规礼用于必需的公务开支，而自己则分文不取？因此，雍正帝认为火耗是滋生贪婪、逼良为娼、逼官贪赃的毒药。

四为火耗的泛滥和加重，成为吸民骨髓、败坏吏治、侵蚀国库的“所当剔除”之“从来积弊”。康熙帝苦心构想、竭力巧辩的火耗政策，就这样被自己诩为孝顺先皇、崇敬皇考的大孝子雍正作为祸国殃民的“积弊”。康熙帝若地下有知，对雍正所颁的谕旨，恐怕是既愤怒又羞愧的。

抛开孝道、伦理，应当说雍正帝对火耗政策的评价和总结是正确的、中肯的，但是，关于加征火耗的弊端还应当补充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民怨沸腾，民变时起。虽然此时的大清王朝还尚未激出大的民变，但不同形式的反抗已经开始出现。

例一，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巡抚、布政使要加派火耗“下属州县拟派每亩加三”，以弥补修造行宫时挪用的库银，“遂致省城百姓数万人直到巡抚衙门吵闹，督抚为之出示安民而止”。

例二，康熙四十八年，四川遵义府的数千百姓逃入贵州，哭诉官府虐民加派。贵州巡抚刘荫向康熙帝诉其情说：“臣属北境，与四川遵义府相接。本年十一月初，据臣属防守武弁具报，有遵义府民数千人，过河入黔，既为彼省汛弁赶回。据称，乃知府知县朋比虐民，加派过重，征比过严，年久难堪，远来逃生。臣再三劝慰，使各回安业，乃号泣动天，万不肯归。”康熙闻奏朱批：“知道了。朕亦细访，诉词发回。”

其实，康熙中晚年以后，各省小民逃离原籍的现象时有发生，绝非个例。其原因便是官府加派火耗导致负担过重，百姓无以为生。但康熙帝对此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许是因为皇子争储导致他精力不济，又或许是他执政过于宽容，才形成这样的局面。若非雍正帝雷霆手段，吏治腐败之势将不可扭转，此一点，后人应为雍正帝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