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恰是西医进入中国的时期。

那时的西医还不成熟，中医也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为了引进西医，为了让人们接受西医也是一种很好的治病手段，民国才子们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梁启超和胡适，都患了肾病，一个因为西医丢了命，一个被中医治好，可是，他们都不肯说。

一、同患肾病，不同命运

梁启超和胡适，都患过肾病，但命运却不相同。

19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他身患肾病，且接受了西医的治疗方案，即切除病变肾脏。

那时，西医才刚刚传入中国，也没有现代这样发达，手术麻醉和术后感染的风险还很大。

梁启超的病，并非非死不可，但当时的老百姓，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之下，对洋人畏惧，对西医畏惧。或许，他是为了推广西医，为了民族大义，毅然决然选择了手术。

只是很可惜，这次手术出现了意外。

当时的主刀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切了下来，却留下了病变的肾脏。

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或许都难以接受。但梁启超接受了，不仅如此，他还不允许家人和医生发生冲突，甚至不允许家人外出传播这件事。

那时候的西医，才刚刚进入中国，这件事若是传开来，或许，中国将再无西医的立足之地。

医疗，本身就充满了意外，梁启超接受这种意外，也安静地迎接自己的死亡。

梁启超死后，他的家人尊重他的遗愿，并没有宣传这件事，更没有因此找医生的麻烦。直到很久以后，这件事才被披露出来。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也患上了肾病，不过他的情况和梁启超并不相同，他无需接受手术，但西医对此也束手无策。

后来，胡适找到当时上海著名的中医陆仲安，求了几副药，没想到治好了自己的病。当然，求医过程并非如此顺利，只是如今回顾起来，错以为很轻松罢了。

被中医治好，按照道理，应该对中医很憧憬才对，可胡适却对这件事讳莫如深。

二、中西医之争，背后藏深意

中医如今岌岌可危，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所以现在的人，无法理解梁启超和胡适对中医讳莫如深的态度。

但在民国时代，岌岌可危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

那时的中西医之争，实则也是不变和变化之争。

那时国弱，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见过外面世界的强大，也痛心国内的落后。他们在寻找一条可以救国的路。

这种寻找，坎坷艰难，也会犯错，却不得不承认，两人对推广西医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胡适被中医治好，他不敢说，因为他的病，西医束手无策。西医束手无策，便是科学束手无策。

那时国弱，国内在寻找希望的路上，满眼皆是黑暗。

或许，胡适和梁启超，都将西医看成了一种希望，看成了当时黑暗中岌岌可危的火苗，所以才致力于推广西医。

胡适的肾病是被中医治好的，这件事，他最开始写在日记里，随着阅历增加，便越来越含糊其辞，不肯痛快承认，也没有将文章收入《胡适文存》。

胡适先生的门徒门徒罗尔纲先生，一直想不通，为何痛恨说假话的胡适，非要在这件事上自己说谎。

他不懂，但是同为中国人，读到近代史时的那种屈辱印刻在心头时，或许也能理解胡适当年的选择。

三、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如今的中医，依然散发预热。

中西医之争，早在民国时期便出现了，但还是张文宏医生说得好，管你中医还是西医，能治好病就是好医。

中国人最幸福的，是我们拥有两种医疗体系可以救命。

普通人，无需关注中西医之争，只需要知道，能够治病的，就是好医。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存在本身的缺陷，就如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样，也不会有完美的医学。

梁启超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为的，便是日后的中国人，可以享受西医的优势；胡适被中医治好了，不肯声张，同样是害怕当时的局势，开始重回传统，放弃变革，也放弃变强。

但如今，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便可以大方承认西医的好，用平等的态度来审视它；我们强大了，也可以大方承认中医的优点，用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态度来继承它。

中华民族，是唯一绵延五千年，没有出现文化断层的民族。

我们，无需唯西方是从，也无需自惭形愧。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