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时期，虽然尚未有具体的“户籍制度”，但对人口的管理已经显露端倪。尽管商代的人口调查制度没有详细的记载，一些学者通过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和牲用资料，间接推算出晚商时期的人口大约在500万至700万之间。商代的人口管理在甲骨文中也有所记载，一些文献表明，商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时期之一。

具体而言，《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殷契粹编》和《殷墟书契后编》等卜辞揭示了商代的人口管理情况。商王在当时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率领军队出征。甚至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亲自率军出征，显示了商代社会对于王室成员的高度军事责任。

在商代，土方是殷代北方距离商王畿较近的一个部族，经常侵夺商地居民。武丁曾多次亲自出兵征伐土方，而出兵则需要进行兵役征募。《殷墟书契后编》中记载了“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和“王登人五千征土方”的情况。这表明商王武丁每次征伐土方都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兵力规模最少为3000人，最多一次达到5000人。这些战斗大多由武丁亲自率领和指挥，最终成功消灭了土方，土方的领土也成为商代的一部分。武丁经常视察这片土地，相关卜辞上描述为“王省土方”，其中“省”即为视察。

在人口征集方面，商代通常以“登人”为单位，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而并没有“户”、“家”的说法。因此，当时的“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而并未具备后来户籍制度的多重功能。尽管在这个时期还未完全形成户籍制度，但商代的人口管理可视为迈向户籍制度的第一步。

综合来看，商代时期的人口管理虽然尚未达到后来的户籍制度的严谨程度，但却在军事需求和统治稳定的背景下，初步显露出对人口的管理意识。商代的军事活动和土地扩张，促使了人口的征募和调动，为后来的封建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人口管理，虽然尚未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却在我国历史上开启了对人口管理的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