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参与戊戌变法的人都是各地的普通学子。其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确实是普通学生，但“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却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其父谭继洵，官居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正宗的封疆大吏。可是，面对身犯重罪的儿子，即使官做得再大也是无能为力。舍弃儿子，或许才是对整个家族最大的保全。

谭继洵和谭嗣同虽是父子，但二人所受的教育、对事物的见解可谓大相径庭。

谭继洵属于标准的读书人，一步步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他早年家道中落，在哥哥的资助下发愤图强，一边做教书先生贴补生活一边继续苦读准备赴京赶考，终于在37岁鱼跃龙门得中进士。

此后，谭继洵在户部各司局兢兢业业17年，以其娴熟的能力、认真的工作、严谨的性格获得上司首肯，得以升迁做到了五品山东司郎中。在担当放粮厅监督时，连续获得嘉奖，获封四品道台，更是破格获得二品衔。

谭继洵是湖南人，在那个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半壁江山的时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无数湖南官员投笔从戎，兴办团练，建功立业。而我们这位谭老先生依然本本分分做着官，走着传统读书人晋升的路子。显然，他的思想是保守的。

不过，他的仕途还是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了改变。光绪三年，熟悉理财的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很快让战后的秦州地区恢复生产，由此得到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欣赏，有了进一步晋升封疆大吏的机会。

12年后，谭继洵终于出任湖北巡抚。又过了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谭继洵达到仕途顶点，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成为两湖地区头号人物。

再看他儿子谭嗣同，这个人生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谭继洵在湖南老家穷苦出生，而谭嗣同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京城做官，所以从小便接触到各种思想。长大之后，谭嗣同离家游历各地，更是接触到了无数仁人志士。

看到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谭嗣同坚定了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救国家的决心。他和梁启超等人结交，也得到了光绪师翁同龢的认可，最终被光绪选中，成为变法的骨干成员。

面对儿子的飞黄腾达，谭继洵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做官一向求稳的谭继洵，一点都不开心，相反还极力反对谭嗣同走变法的道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和谭继洵同在武昌，张之洞推行变法，谭继洵都不愿意与其会衔上奏，对此张之洞颇有微词。

而谭嗣同在湖南推广新学时，同僚希望他身居高位的父亲予以支持，谭继洵却表示“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

戊戌变法开始后，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参劾谭继洵“守旧迂拘，要非能奉行新政者。”请求将这个老顽固罢免或勒令退休。

我们可以想象，父子二人关于变法的问题，恐怕没少争吵。

谭继洵是一种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难成大事，却也好在不容易闯祸。他凭借自己几十年官场沉浮，敏锐感知到儿子已经身处危险的边缘。

但谭嗣同显然已经不愿意，也根本不能回头。这个时候，谭继洵只能用自己的反对态度来跟儿子进行切割。这种做法是极其必要的，或许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整个家族。

谭继洵的担忧果然成真了，而且应该是其中最严重的的一种情况。

由于光绪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沉迷权力的慈禧产生警觉，二人开始失和，慈禧开始对光绪与维新派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尤其是新上任直隶总督的慈禧心腹荣禄，更是频繁调兵遣将，让光绪觉得时刻都会大难临头。

光绪铤而走险，决定拉拢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升袁世凯为工部右侍郎，在袁世凯进京谢恩之际，谭嗣同前往其居住的法华寺，向其传达光绪密旨，要求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并杀死荣禄。

袁世凯表面答应，结果一转身就向荣禄通风报信。慈禧得知消息，火速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戊戌政变，宣布临朝训政。光绪彻底失去权力，维新派人士成为通缉要犯。其中，直接像袁世凯传旨的谭嗣同自然是“首恶”，难逃一死。

谭嗣同拒绝了梁启超同赴日本的建议，毅然赴死，最终与其他五人一同在菜市口被斩。

根据清朝官方的判决词，谭嗣同所犯的“罪”是蛊惑光绪囚禁慈禧，最后给他的定性是“谋大逆”。这是古代“十恶”之一，十恶不赦，属于无论如何也不能赦免的重罪。这也就说明了无论谭继洵怎么求情或者疏通关系，谭嗣同都是必死无疑。

况且，谭嗣同被捕后，谭继洵本人也受到株连，被罢官遣送回家。这时候乖乖听话，其他家人还有一线生机，要是不识相反抗，难道是想要个灭族的后果吗？

当然，毕竟血浓于水。谭继洵为儿子写下一副挽联，寄托一点哀思：“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这也是这个悲伤的老人唯一能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