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乱世，但在这乱世中也有过短暂的统一。司马家族代曹魏政权而立，到武帝司马炎时完成了三国一统，史称西晋。

西晋自公元226年建国，到316年灭亡，仅有短短51年国祚，在整个历史时空中如流星般短暂，而其灭亡的伏笔在立国之初早已埋下。

儒学衰微，司马代曹

虽常有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文人风骨往往在祸乱之后又成为帝国的脊梁。他们作为社会道德的承担者，肩负着道德教化的责任，也是古代帝王来加强思想控制的手段，所以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常常反映政治现状，又对其产生影响。

大一统的西晋几十年内迅速分崩离析，正是始于儒学的式微，其早亡与随之而来的道德失落有直接的关系。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孔孟之学，主张以仁礼来教化百姓，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行，使人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西汉武帝时，正式采纳董仲舒的上书，“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逐渐建立起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特色。

儒家倡导的尊尊、亲亲，建立起广泛认同的道德秩序，成为规范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内在约束力，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更是将个人道德和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不管是出于本身还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汉士人主要的思辨内容。

到东汉时期，儒学的教化功能进一步显现。东汉“功臣多近儒”“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加之光武“本好学问”，儒学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

顾炎武在曾有评价：“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故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论，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

桓帝、灵帝之际，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外戚专权，董卓乱政，但之所以决而未溃，正是因为无数文人君子的奔走呼号，试图挽大厦之将倾，显示出儒学在稳定社会秩序、维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而一旦儒学衰微，失去调节社会关系的内在约束力量，政权就会如失去支柱的高楼，顷刻间垮塌。

西晋建立之前，已是汉末群雄割据、三国分立的局面，武帝以降儒术独尊的思想体系开始动摇散乱，到司马家族代魏称帝，更是将儒家所建立的“尊尊、亲亲”的社会秩序毁坏殆尽。

司马氏是曹氏家臣，司马懿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追随在曹操左右，为曹魏建国及壮大立下重要功劳，但在曹操死后，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家族逐渐大权独揽。

249年，司马懿在皇帝曹芳和曹爽等宗族重臣出城拜谒之际，发动政变，掌握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曹氏皇帝废立都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到司马昭之时，代魏称帝只是时间问题。

264年，司马昭称晋王，立他的儿子司马炎为王太子，次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晋王王位后，曹奂“禅让”，司马炎最终称帝（史称晋武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司马氏作为曹氏家臣，公然无视名教伦理篡夺帝位，将汉末三国岌岌可危的儒家秩序推入谷底。其立国不正至此，为读书人所唾弃，再想于思想上建立起如两汉时期的内在秩序体系更是难上加难。

玄风独炽，清谈误国

西晋建立之后，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时期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完成了统一。但由于长期的动乱，人口流徙，本地人“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两汉察举制所依赖的乡举里选的基层秩序不复存在，清议难以施行。

考虑到现实情况以及稳固新生政权、扩大统治基础，西晋政权实行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即由中央派遣中正官，到全国各地品评人物，选拔人才，中正官将人才按优劣分为一至九品，按品级授官。

但是，西晋时期世族地主势力膨胀，中正官的任命权利掌握在特权阶层手中，故中正官在选拔人才时往往将自身以及家族利益考虑在前，品评人物并不按照德行和才能，而更看重家世，违背了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导致选官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境况。

士庶之隔，犹如天际，寒门学子入仕无门，苦闷心情可想而知。

即便是士族入仕，未来也未必一片坦途。汉末以来，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士大夫们“以天下风教为己任”的政治理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堪重负之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的转为更加激进，与宦官势不两立；但更多的则转向了更为消极的明哲保身。

汉末名臣荀爽与李固书中提到：“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旺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惬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

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愈烈，司马氏为巩固自身势力，“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对曹氏政治集团及异己几乎斩尽杀绝，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往往朝膺轩冕，夕遭族灭。政治环境动荡险恶，士人选择更加谨慎。

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政治黑暗动荡的环境，使得读书人心情苦闷，但又难以改变。渐渐的，强调入世，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儒学被放弃，而追求“通达”“养生”的玄远之学借机兴起。

玄学兴起于汉末，魏晋时期发展鼎盛，到西晋时出现“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的局面。

在思想上，提出道家“自然”的概念，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研究内容上，玄学家着力探讨道家的“形而上”问题，如无为、无与有、虚静、玄冥等。

概括来说，玄学贵无崇有、兴言意之辩，注重抽象思维，在人生价值、道德上，提倡“任情”“自然”，如向秀《难养生论》云：“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

郭象更是直言：“谓仁义为善，则损身以殉之，此于生命还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

这样的玄学论调强调以个人感受为前提，为无力改变现状的士大夫提供了避世的桃花源，也为世族纵欲提供理论武器和合理性解释。

玄学风行，儒学正统时期恪守礼节、仁义在肩的社会风气大改，士人崇尚虚无缥缈的玄学、放荡不羁的任情，以清虚为贵，虚无放诞之说充斥朝野内外，忽略社会现实，使西晋一朝表现出虚妄浮华的特点，由此造成的道德失序难以挽回，社会动乱由此开始。

其一，道德失序造成政治风气败坏。为官者“望空为高而笑勤格”，缺乏责任感；将个人性情得失放于官吏责任之前，丧失忠节意识，从政随波逐流。

如何曾对其子说：“吾每宴见，未曾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阴其殆乎”，未能尽到人臣之责；

又有王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至之计”，其弟王澄在八王之乱中担任荆州刺史，但“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

其次，使得西晋社会奢侈成风，尤其是王公贵族。统治阶级本身约束较少，受玄学放任自然风气的影响，奢侈腐败之行更是无所顾忌，蔚然成风。

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处下箸”，何劭有乃父之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虽有皇帝下诏，但仍然屡禁不止，由此产生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屡见不鲜，以至于“忠贤路绝，谗邪得志”，以此为基调的西晋政权必然不可能长久。

关于西晋的道德失序，千宝的《晋纪总论》有概括性论述：“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落为辨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

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愚奔于货欲之塑……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娇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这段话深刻总结了西晋时期职业道德、公德、家庭伦理等方面全面失序的状况，归根到底皆因玄学而起。

西晋的灭亡虽然是世家大族势力过大、八王之乱造成局势动荡等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儒学衰微、玄学独炽所带来的道德失落、社会无序不能不说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士人空谈误国竟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