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才流失的另一种方式：压制，外调，流放，可谓花样百出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王朝。自唐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间，虽然中原大地上陆续出现过诸多政权，但只有北宋基本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全国各地军阀并立、互相征伐的混乱局面。
然而，北宋之后的发展却又再度辜负了这一历史使命——其在军事层面的孱弱直至如今也极受人诟病。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北宋时期的诸多人才大多也都遭到了不公的对待与相当坎坷的命运，共同造就了一个恶评如潮的宋朝。
一、崇文抑武的传统使宋朝统治者对战争一事避如蛇蝎1、宋朝的社会环境推动了其崇文抑武治国理念的产生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战争不断的时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其间竟然产生了多达十五个大大小小的政权。正是在这种各方混战的局面下，中国社会境内掀起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尚武之风，尤其武将拥兵自重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极大威胁了封建皇权的稳定性。
直到宋朝初年，即便宋太祖赵匡胤深刻知道武将的潜在威胁性，但迫于全国尚未统一的现实形势，他依然只能够赋予手底下的武将们一定权力以帮助自己统一全国，就算他们在这一过程当中做出了诸多令其心生不满的行为，也只能是暂时忍住。因此，当宋朝基本统一全国后，便立即开始了针对武将的清算。
一方面，对一个已经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的政权来说，尚武之风的过分强盛只会引发社会管理上的混乱，也不利于统治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赵匡胤本身就是通过兵变的方式篡位成功，相比其他人来说，他对武将有着更深的忌惮防御之心。因此，宋朝统治者确立了以文治国的思想理念，选择将士大夫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政治同盟，武将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则慢慢下降，整个宋朝的战争意识也就此不断淡薄。另外，宋太宗赵光义数次北伐的失败也是这一思想理念产生的重要催化剂，这些事情都使得战争成为了宋朝统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宋真宗宋仁宗便是其中的典型。
2、寇准的被贬是主战派力量削弱的重要标志
寇准，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主战派之一。从小时候开始，寇准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与才能，年仅十五岁便已经精习《春秋》，十九岁就考中进士。而在之后的政治生涯当中，寇准同样表现优异。
一来，寇准为人正直、刚强不阿，对于宋太宗的错误总是能够及时进行规劝，这也使其得到了“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的评价。二来，在文治氛围异常浓厚且对战争讳莫如深的北宋朝廷当中，寇准是态度绝对强硬的主战派，甚至将一心想要逃跑的宋真宗都拉到了前线来鼓舞士气，并最终使北宋以更小的代价达成了与辽国之间的百年和平。从这里来看，说寇准是人才并不为过。但是，这样一位在当时堪称位高权重、声望极重的人才，同样遭到了相当不公的待遇。无论是平时里刚正不阿的行为作风，还是之前在战争当中的一系列行为，都使寇准受到了北宋朝廷当中投降派的极大嫉恨。
同时，宋真宗本人虽才能不高，也无太多功绩，但却对阿谀奉承之语非常受用，以丁谓、王钦若为代表的一众奸臣就这样获得了宠信、掌握了朝政大权。景德三年，也就是在立下功劳的第二年，寇准便被免去了丞相的职务、去到了陕州成为地方官。虽然寇准不久后再度为相，但在奸臣的迫害下，他又被罢免至雷州，并最终在郁闷与疾病当中死去。寇准的去世不仅是宋朝初期奸臣当道的体现，也是其崇文抑武治国政策下的间接结果。
二、尊崇祖制的传统使改革者在宋朝内寸步难行
1、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宋朝难以改革的困境
前文已经说到，宋朝建立之前的中国极其混乱，战争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诞生于这样一个“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时代，宋朝统治者对于其中所诞生的诸多经验和教训怀有更多的警惕与利用之心，十分热衷于归纳总结前朝兴盛与灭亡的经验教训。
而在对于唐朝的反思之上，他们则表现得更加极端。对于唐朝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宋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快速衰亡的一幕感到恐惧。为了避免宋朝发生如唐朝一般的事情，宋人将原因定到了家国关系上面，将唐太宗李世民看作了一切祸端的源头。
对于李世民弑杀兄弟、逼父夺位的行为，宋人给予了极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是引发唐朝朝纲混乱、君臣秩序崩坍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在宋朝人看来，君王只有自身做到了尊重先辈，才能够良好地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与推动其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与国在宋朝时期就被深刻地绑定到了一起，宋朝遵从祖制的传统也就此开始发源，并最终在宋仁宗时期被正式提出，成为整个宋朝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违背的政治正确。而作为这一结论的提倡者，宋朝的士大夫自然也开始将其践行到实际生活当中，家法与国法几乎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宋朝组织的传统当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宋太祖所亲自提出，如“不杀大臣、言官”这类直白性的言论和命令便是最为明确的体现。另一部分则是在继承了宋太祖宋太宗执政理念与为人思想的基础上，后人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提出的内容，主要是由历朝历代的士大夫所提出。
而这些士大夫之所以能够享有对祖宗法度的解释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在宋太宗得国不正的情况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更加重用士大夫，这就使士大夫的权力和地位继续得到了强化，成为维护宋朝祖制最为强大的力量。
2、改革的相继失败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与宋真宗一样，宋仁宗在位时期的整体措施都透露出保守的性质，这在造就了宋朝短暂繁荣的同时，也使宋朝内部的各种政治问题愈发深化，尤其三冗问题更是对北宋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有鉴于此，在范仲淹、富弼、韩琦掌握朝政大权，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担任谏官期间，范仲淹以《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为引子，开始了一场名为“庆历新政”的浩大改革。针对于此时宋朝存在的官僚系统庞大、官僚数量臃肿以及对外战事频频陷入劣势的情况，范仲淹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式并且加之执行，对扭转宋朝的局面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但是，在旧贵族的不断攻击以及宋朝那难以逾越的政治正确——遵从祖制面前，本就在无多大志向的宋仁宗开始对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持警惕怀疑之心，并最终将他们一一贬官，“庆历新政”也在实施不过两年便戛然而止，宋朝仍然往积重难返的方向前行。
公元一零五二年，范仲淹在被贬的途中逝世，象征着宋朝内部自我修复的失败。之后，胸怀大志、力图改变宋朝之前弊病的宋神宗继位执政，而一心改革以富国强兵的王安石也在这时踏入政坛。在这种环境下，这对君臣一见如故，迅速对改革一事达成了共识，宋朝最为盛大的政治改革，即王安石变法就此开始。在这场改革当中，既有着宋神宗这样心志坚定的君王，也有着王安石这般能力出众的大臣，似乎改革成功并非一件难事。然而，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遵从祖制仍然是最大的阻碍。
在一众旧贵族与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大臣的阻挠之下，王安石变法当中的诸多措施在实施过程当中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有趣的是，之前主持“庆历新政”的富弼和韩琦竟是阻碍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再加上王安石变法本身就存在的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这场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本人也在这一过程当中两度罢相，在郁闷颓然中去世。
而之后随着宋神宗的去世，以司马光为首的迂腐守旧、不知变通且心胸狭隘的一众旧党人士重新执掌朝政，更象征着新法成果的摧毁。三、总结
总的来说，宋朝虽然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治国传统与祖宗之法，但对于真正有才能且理想远大的人来说，他们仍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当中遭到了极大的挫折和阻碍。无论是主战派在宋朝政坛内部的被打压，还是改革者在当时环境中的寸步难行，都是宋朝打压人才的有力体现。对于这些心系国家的人来说，即便在这一场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保住了性命，但看着愈发衰弱的国家以及奸臣当道的恶劣环境，他们内心的痛苦程度想必依然极为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