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哪些国家在清代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顺治初年，清朝政府为了封锁沿海人民同郑成功等海外抗清势力的联系，实行了严厉的迁海、禁海政策，对清初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清廷统一台湾，东南底定。翌年九月，康熙帝以有益“闺粤边海民生”为由，降旨停止沿海省份海禁，全面开海。
清廷最初在厦门、广州、云台山、宁波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专向出入海上船只抽税，自此海关成为进出口贸易的征税机构。四海关有统一税率及计税则例，外国船只于任何一关交税，其他三关不得重复征榷。在对外贸易中，海关制度取代了历代相沿的市舶提举司制度。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成立了金丝行和洋货行，后发展为专营内贸的“福潮行”和专营外贸的“外洋行”。洋货行俗称“十三行”，实际上常有旧行倒歇，新行增添，不一定是十三家。
行商制度是传统牙行制在对外贸易上的应用，即由政府批准的行商垄断外贸事宜，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举凡进出口买卖货物、规定价格、外商纳税、乃至政府宣示通告、外商上书陈情，均由行商居间办理。
行商还受政府委托管束稽查外商的居住行止，如外商偷税漏税，由行商负责赔偿。这种交易形式体现了清廷政治权力与对外贸易资本的结合，目的在于阻绝内外商人直接接触，保证清廷的税收和对外防范，实现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独占。
由于外商所需要的生丝、茶叶大量产于江浙地区，在广州采购，需经长途运输，增加了成本，再加上不满“十三行”对贸易的垄断，外商更青睐宁波港的贸易，这一变化引起了清廷的警觉。
乾隆帝表示：“浙民习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正式规定：“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由此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体制。
外国商人对一口通商的限制极为不满。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控告粤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为由，派洪任辉（JamesFlint）率船北上直抵大沽口，企图进京城，"投递呈词"，要求放松贸易，增开天津等口岸，允许在宁波通商等。
清廷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将洪任辉在澳门圈禁三年后驱逐回国，仍不准宁波开港，此即所谓"洪任辉事件"。不久，清廷制定《防范外夷规条》。这是第一个管制西方在华商人的章程，内容包括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须派兵稽查；外商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在广州过冬，居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商每月只准三次到附近游览散步，每次限10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等等。
与此相应，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受到诸多限制，如装载货物不得超过500石，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船上所有人员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每人每日只准带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等等。
清廷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以及对外商的防范，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挡殖民势力的侵略，反而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与西方国家差距越拉越大。
康熙中期以后，传统的对外贸易格局开始出现深刻变化，以南洋为中心的中荷贸易、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贸易，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英贸易，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
荷兰以其占据的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中心，通过往来于闽广和噶喇吧的中国帆船，实现对华间接贸易。康熙二十七年（1688）驶往南洋的中国帆船，较明朝盛时增加了一倍，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较康熙二十七年增加了近一倍。
帆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给以噶喇吧为中心的南洋群岛带来了繁荣。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忧虑“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开始考虑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南洋贸易，翌年正式下达禁令。此后的三朝，严禁与弛禁数次争论，最终还是选择开洋贸易，表明清廷已经认识到对外贸易在国内经济，特别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
康熙帝十分重视中日贸易，在他的支持下江浙闽粤等省商船纷纷驶往日本长崎。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织品、药材、书籍、文房四宝等；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铜、硫磺、海产品、漆器等。其中，日本的"洋铜"弥补了清朝铸钱铜料的不足。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为防止贵金属大量外流，采取贸易限制政策，限定中国商船每年进港数量，实行信牌贸易制，没有信牌的商船一律不准进港。
清廷则特许中国商人执日本信牌前往贸易，但规定信牌不得私自持有，回棹时须交给海关保存，先后更换而往，于是中日长崎贸易又转趋活跃。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直接贸易关系正式确立，俄国成为与中国有正式商业贸易关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此后的30年间是中俄北京贸易的兴盛时期。
俄商以在西伯利亚廉价获得的毛皮高价出售，而后低价购买在莫斯科及欧洲紧俏的中国商品丝绸、茶叶、烟草、大黄等，运回转手倒卖，获取巨额利润。
随着中俄北京贸易的兴起，东部和北部边请的中俄贸易也开始发展，这两地的中俄贸易被称为"黑龙江互市"和"库伦互市"。但是，随着贸易活动的发展扩大，其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争端叠起。
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廷下令驱逐库伦（今乌兰巴托）俄商，中俄贸易关系遂告中止。雍正五年（1727），中俄正式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由此开始了中俄恰克图陆路通商。
当时俄国在恰克图地区建有贸易城，中国建有买卖城，人们则将这两座地跨中俄的贸易小市镇统称恰克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明确规定恰克图实行货物贸易。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毛皮，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有棉布、丝绸、生丝、烟草、茶叶等，其中茶叶出口量的增加最为显著。
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后英国在广州贸易的开始。康熙五十四年（1789），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
经过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使用大机器生产，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在对清朝贸易中很快压倒其他西方国家。乾隆五十四年，抵达黄埔港的商船共86艘，其中英船61艘，占总数的71%。
不过，英国运来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钟表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在中国缺乏广阔的市场；而中国的茶叶、生丝、大黄、陶瓷、土布却在欧洲市场十分畅销。“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只得动用大量硬通货作为支付手段，以至抵达广州的外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的"朝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量中已显得无足轻重，中国与欧洲、北美的贸易持续快速发展，这一贸易格局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