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身上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丧失人性的一面
孔子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南宋朱熹引用别人的话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似乎没有孔子的诞生，中华文明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
这种观点在汉武帝以后整整两千年的古代时期，都占有主流地位。
孔子的故乡曲阜，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孔庙为孔子立碑，无论是金国皇帝还是朱元璋，还是清帝康熙乾隆，都对孔子推崇备至。
孔庙
即使在五胡乱华时代，鲜卑慕容氏出了几位精通儒学的国主，胡人皇帝石勒、石虎都不忘发展儒家文明，让子弟接受儒家教育。
然而，随着近代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发展了二千多年的儒家文明全面落败，让很多仁人志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诸健将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儒家文明全盘否定，认为儒家学说是禁锢中国进步的封建思想，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源，孔子则是始作俑者，
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对孔子的看法却与常人不同，他认为，孔子代表了当时人道主义的力量。他是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提倡众生平等。孔子提倡的“仁”，是尊重“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
胡适认为，孔子的主张完全不同于商鞅的学说。商鞅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怪人...毁灭文献，禁止私家教育”“后来商鞅被清算死了”。
为孔子在《史记》中立传的司马迁，说自己“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司马迁到了孔子故里，看到依然有很多儒生在孔子家里见习礼仪，令司马迁“祗回留之不能去”，徘徊瞻仰良久。
他对孔子评价是“可谓至圣矣！”
孔林
但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孔子也有其不人道，或者说丧失人性的一面。
第一件事：杀少正卯。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家语》都记载了此事。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上任7天就杀了少正卯。还将他暴尸三日。
孔子的学生感到疑惑，说少正卯也算鲁国的一位有名望的人，老师一上台就随意杀害，这样做似乎不妥。
孔子回答说：天底下大奸大恶的人有五种品德，比那些盗窃抢劫的严重多了。一是“心逆而险”，二是“行僻而坚”，三是“言伪而辩”，四是“记丑而博”，五是“顺非而泽”。这五种不良品行的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此人就是少正卯，所以我对他施行了“君子之诛”。
用现代的角度来评判，这少正卯也是个有思想的人，只是他的思想学说，是跟孔子唱反调的，对孔子宣扬的所谓“主流旋律”造成了一些杂音的。这让孔子觉得少正卯比作强盗小偷还要可恶。
如果说汉武帝发明了“腹诽罪”，君主只要认为保持沉默的大臣心里在打别的算盘，就可以随便杀害。那么孔子也发明了“君子之诛”，虽然没有犯罪，只要认为是某种思想行为不端的“小人”，就可直接加以诛杀。
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总是宣扬“我知道我无知”，摆出探讨问题的姿态。
而孔子在杀少正卯的事情上似乎“好为人师”，对自己的学说完全不容置疑，甚至以“肉体消灭”的方法来对付“异端学说”，跟《论语》中“循循善诱”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孔子“循循善诱”的时候还是个平民教师，但杀少正卯的身份却是执衡朝堂了，这正好暴露了孔子的局限性，“澄清天下”的方式不是讨论，而是创造“思想犯”加以肉体消灭。
这跟法家的李斯建议“焚书坑儒”没有本质区别。
孔子杀少正卯的正确性在古代就受到了质疑，南宋朱熹甚至认为孔子肯定没干过，质疑《史记》等正史记述的可靠性，到了现代这件事更是给孔子减分。
第二件事：齐鲁会盟中的滥杀无辜
鲁定公十年，当时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跟随鲁定公参加齐鲁两国在夹谷的会盟。
齐国的大臣为了戏弄鲁国，说要在会盟现场穿插一些娱乐节目，让一群“优倡侏儒为戏而前”，一帮伶人和侏儒跑到会盟的高台上载歌载舞。
孔子立即义正辞严地喝止：“匹夫胆敢迷惑诸侯的应当立即诛杀！”
由于孔子带了大批卫队相威胁，齐国没有武力为后盾，主持会盟的齐国官员只好把这些优倡侏儒们当场杀掉，手脚都砍了下来，在会盟现场血流满地。
齐景公吓得半死，齐国在会盟中完全处于下风，还不得不归还了之前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等大片土地。
这件事看似孔子居功甚伟，为鲁国立下大功。但对于优倡侏儒们却是不公平的，他们只是被请来表演节目的，挣几个苦工钱，结果却被孔子随口一说成了罪大恶极，砍去手脚，成了“人棍”。
如果说杀少正卯，反映了孔子为了维护自己学说的狭隘一面；那么在齐鲁会盟中杀侏儒倡优，则显示孔子维护礼教的狰狞一面。
当然，我们不宜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评判古人，尤其是孔子这样长期被尊为“至圣”的人。
只是，从孔子身上的反面二三事，也能让我们稍有启发：但凡学说或宗教，既不容人们质疑也不容讨论，则说明此种学说或宗教必然存在很大的狭隘性，而它反过来又会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孔子的儒家学说就是如此。
大概这就是中国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停滞不前的原因吧。
@青史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