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对过往的好奇，最初源于《平凡的世界》——石圪节公社、双水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让我对自家历史产生了无尽的遐想。从前问起家里的往事，长辈们总是三言两语带过。这让我觉得，在那被遮掩的过去里，藏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甚至可能是惊天动地的故事。直到这次写作家史，我难得地追问到底。然而，当尘封的往事终于缓缓展开，真相扑面而来时，我恍若一梦醒来：过去之所以被长辈轻描淡写，或许并不是因为它充满传奇或是不堪回首，而是它已经过去。那些往事早已定格在那里，无法改变。而活着的人，只能继续生活，脚步依然不停。

《平凡的世界》剧照

一

我们家祖籍在山东省莒县慕家庄，那里大部分人都姓慕。那是个土墙土路的地方，地瘠人穷，到了1920年代，天干地裂，一连几年没见像样的庄稼，人都快熬不下去了。“东北有地，能活人，有饭吃，有钱赚”，外地人的一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我老太爷爷（高祖父）耳朵里。老太爷爷坐在地上思考了半宿，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跟家里人说：“咱也走，往北头闯一闯。”说走就走。那年月也没什么手续可办，卷了铺盖、捆了锅碗，把能带的都带上。跟着走的还有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光是数得上的人头就有几百个，一起结了个队，浩浩荡荡往北走。老太爷爷肩上挑着扁担，扁担两头的竹筐里坐着年纪小一些的孩子，稍大一些的就跟在旁边走，裤脚卷到膝盖，露出黑黢黢的小腿，脚板被磨得全是血泡。鞋底与石子摩擦的沙沙声，孩子哭，大人骂，一边走一边哄，整个队伍像条伤痕累累的蛇，蜿蜒北上，走一程歇一程。这一走，就是几个月。

人倒下去的时候，身边的人也只能叹口气，背不动了就放在路边，用干草盖上脸，祈求老天爷开眼。等队伍走到长白山下，雪花扑面的时候，人也走散得差不多了。有的走到一半就落地生根，有的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消失在北风里。老太爷爷数了数身边的孩子，五个孩子剩下了四个，这在“闯关东”的人群中还算幸运。原先排行为二的太爷爷因为高烧，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永远闭上了眼睛，最终没有进入我们家的排序，连名字也没留下来。

就这样，一家子在长白落了脚。也许是长白这个地方太过偏僻，当地只有零星几个日本人，虽然偶尔会有些争端，但比起饿殍遍野的山东，这里已是难得的安宁之地。

老太爷爷带着孩子们在村里安了家。屋子是就地取材搭的，一半石头一半木头，房梁上常有雪松味道。吃的是苞米面窝头和山里捡来的野菜，谁干活干得多，碗里就能多舀一勺。孩子们早上天不亮就下地帮着砍柴，回来时帽子上都结着冰霜。老太爷爷常说：“人在，家就在；锅有烟，天就不塌。”

等到老爷爷（曾祖父）长大了，就在县上的木厂找了个“木把”（木厂工人）的工作，后来又当了“船排”，老太爷爷带着一家人在鸡冠砬子村当农民，老姑奶奶在嫁到临江之后就生病去世了。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林场开始招人，老爷爷因为会干、肯拼，被推荐进了场里做工人。他因为经验丰富，进了林场。那时林业局的总部设在冷沟子村，老爷爷在那里工作，就带着一家子人从鸡冠砬子村搬到了冷沟子村。

1950年代那阵，山里人的日子刚缓过来，外头又起了风浪。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村里传得沸沸扬扬，说鸭绿江那边打起来了，美军飞机白天飞得低，晚上还轰炸，有人说看见长白上空飞过的飞机像铁皮蝗虫，一架接一架，压得人喘不上气。也是在那时，他成了厂里第一批入党的工人。

老爷爷在林场一干就是许多年，从砍木头到管采伐，成了带队的“采伐主任”。他脾气倔，干活讲章法，谁偷懒都不行。年轻人怕他骂，但背后都服气，一口一个“老慕”喊得十分亲切。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过去。1973年，老爷爷正式退休，林场给他发了一块带红边的纪念证书，落款是“长白县林业局”。他捧着证书回家，一声不吭，把它贴在灶台边，说：“就搁这儿，看着心里踏实。”

他那时早就不年轻了，额头上刻着深沟，牙也掉了几颗，可腰杆还是直的，眼神还是亮的。冬天他爱站在屋外抽烟，看着远处白茫茫的山头发呆，背影像棵老树。有人路过喊他：“慕主任！”他回头一笑，露出一口缺牙，说：“早不是主任啦，现在啊，就一老木把。”

二

老爷爷与老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子女，两男五女，爷爷排行第三。七个孩子里，谁先学会走路，谁最晚戒奶，奶奶全记得清清楚楚。她常说，孩子多了，心就分七瓣，晚上睡觉梦里都能听见谁翻了个身。

那时候是人民公社的年月，一家九口挤在冷沟子村那座老房子里，炕占了一半，桌子挤一角，剩下的地方就堆着衣服和玉米。孩子多，衣裳就得传着穿，大姐穿旧了的棉袄，补两针就是大哥的，补了又补，到了爷爷身上，袖口都磨成了绒。冬天屋里冻得厉害，一有风就飒飒响，老奶奶就把最小的塞到炕头暖和的地方，大的裹着棉被挤在一起，一觉睡下去，脚都搁到别人肚子上。

大爷爷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习就好，长相也好，念完高中还去当了兵，在部队里学了医，回来后，他进了县医院，在当年是长白县数得上号的“帅小伙”。在医院里，大爷爷认识了朴医生。朴医生是朝鲜族，长得漂亮，人又温柔，说话像在哼歌。她爸是医院的领导，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城里人的样子。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从长白一路走到冷沟子村，为求得老爷爷与老奶奶的同意。可老爷爷老早就摆明态度：“不同民族，不成。”老奶奶也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找个不同民族的，以后连个亲戚都走动不了。”在当时的观念下，结婚必须要有父母的认可，大爷爷苦苦哀求，最后还是被劝散了。

后来，直到大爷爷听说朴医生已经结婚，他才听从父母的安排结了婚，却在婚姻里孤独地漂泊，最终以离婚收场。

相比之下，爷爷是姐弟七人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上学爱发呆，数学课上老是盯着窗外的树叶出神。老师一转身，他就跳窗跑了，跑到草垛后面蹲着看蚂蚁搬家。别人说他不求上进，他也不反驳，只咧嘴一笑。

毕业后，他跟着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进了林场，也成了一名工人。林场里活儿不少，他人老实，干得勤快，一来二去就在木工棚扎了根。那个时候，天一冷，屋里就飘着锯末味和火炉味，年轻人说话都带蒸汽。就在这堆锯末和火星子之间，他遇见了奶奶。做媒的是厂里的丁老头，他觉得这俩年轻人一个老实巴交，一个泼辣能干，倒像是天生的一对。于是，在一个枫叶染红群山的秋日，爷爷带着奶奶，穿过铺满落叶的林间小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老姥爷（外曾祖父）一家是十四道沟本地人，从小生活在十四道沟，家里也是有四男三女七个孩子。老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因此家里的几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大舅奶奶带大的。尽管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姥爷还是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咬着牙供几个孩子上学，除了三舅爷爷在四平师范上了大学，剩下几个都是高中毕业。那时老姥爷一家被分到十四道沟生产一队，老姥爷负责给队里放牛，家中老姥爷、大舅爷爷和二舅爷爷在队里干活、挣工分，供剩下的几个孩子念书。包产到户后，老姥爷一家分到一些地和几匹马，家里的生活这才好起来。

爷爷和奶奶结婚后，日子一天天过，开始并不轰轰烈烈，却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习惯。奶奶最早是在家属队干活，做饭、洗衣，忙得像个陀螺。那时候，冷沟子村的家属队并不大，平时互相串门也多，像乡村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早晨六点钟刚过，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出门，捎带着晚饭也分给了邻里。奶奶也常常给邻居带些饭菜，别的家里总是缺油少盐，奶奶家的饭菜，却总是刚好好吃。

到了傍晚，爷爷从林场回来，冬天天黑得早，奶奶常常在门口等他。爷爷嘴笨，不爱说话，干活的时候从不叫苦，做得慢腾腾，却总是做得最细心。每次他回到家，奶奶早就把炕头扫了干净，锅里煮着热水，递给他一个暖壶。

冬天特别冷，冷得让人觉得屋顶上的霜好像快压下来。奶奶就站在厨房，边剁着大葱边叮嘱：“快点把脚泡了，别又冻坏。”而爷爷则不喜欢别人多问，每次他只是点点头，低头将靴子脱了，麻木的脚板紧贴炕面，脸上不言不语。那时候，他们的感情并不外露，只是有些细小的动作和温柔，慢慢交织成一种稳定的默契。

爷爷在林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风顺水。尽管他在工作中尽心尽力，但他那种直率、直肠子的性格，使得他和领导们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他做事不求回报，也从不拿任何好处，却总是看不惯别人拿不正当的利益，凭着这股子劲，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候，整个林场的领导常常搞些“小动作”，而爷爷则总是心直口快，说话不怕得罪人，结果从未得到过领导的真正认可。他心里郁闷，收工后常与几个老朋友喝酒，两碟花生米就能喝到月亮升起来。醉了就拉着人家说掏心窝子的话，传到领导耳朵里，于是更加不待见他。

有时候，奶奶在屋外做饭，他就趁着没人的时候，一边擦擦额头的汗一边叹气：“我不懂这些人咋想的。”而奶奶只是微微笑着，安慰他说：“这事你管得了么，尽了力，就好。”她不多说，照顾着他每一个举动，就像照顾着村里的每一片土地，安静又细心。

直到他退休，他一直是林场的小小职工。这些年林场的人越来越少了，爷爷又被返聘回去值班，可他一向热心肠，大冬天被人哄着帮忙扫了一个星期的雪。奶奶带着妹妹散步的时候，看见他被冻得鼻子通红，气得直骂他傻。爷爷只是笑笑，不以为意。整天忙完了，他拉着奶奶的手，坐到火炕前，喝口水，望着火堆的木柴劈啪作响。

鸭绿江的水每年都要涨起来，再慢慢退回去，像是忘了又记起的日子。爷爷像岸边的鹅卵石，被时间的水一点点磨圆了棱角，却始终没挪窝。他不是那种在村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可在我们家，在奶奶心里，他是棵顶天立地的老树，一站，就是一辈子。

三

爸爸出生时，家里条件还算不错。那时候已经实行计划生育，他成了爷爷奶奶的独生子，再加上这一代家里唯二姓慕的男孩，受尽了宠爱。几个姑奶奶人缘都好，家里总有来串门的，都会给他带些东西。那个年代还算奢侈的罐头、火腿肠，他经常能吃到，他也就慢慢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爸爸也不喜欢学习，在职高念书时险些成为街头混混，最终虽然被奶奶拦下来，他身后也总有一群小弟，跟在他身后叫他“慕哥”。奶奶那时候愁白了头，一边念叨“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一边还背地里给他塞钱。爷爷嘴上骂得凶，背后也总是叹气：“咱就一个儿，怨不得别人。”

毕业后，他嫌在长白待着没意思，听了大爷爷儿子的话，跟着去四川搞传销去了，这是爷爷奶奶知道的版本。实际上，他一早看出来那是个传销组织，钱也没交、组织也没加入，倒是在四川玩了许久。

最出风头那年，他在县里买了一台七千块钱的手机。爷爷气得摔了烟，奶奶却又偷偷念叨：“他现在还小，就爱新鲜嘛，过两年就好了。”于是爷爷奶奶辛苦半辈子攒下来的钱就这样被他败光了。等到实在闹不下去，几个姑奶奶合起伙来骗他回了家，说老爷爷身体不行了。他一听，立马回长白，结果发现老爷爷精神得很，才知道被骗了。

回到长白，他找不到再出去的机会，也就踏踏实实地留下了。最后进了撂荒地林场，当了一名会计。那时林场已经不复当年热闹，他的工位在最靠窗的位置，夏天阳光直射，冬天窗缝漏风。他不说话的时候，就翻小账本，有时还偷偷画点画，谁来问账，他才慢腾腾地回过神：“等我看一眼。”

妈妈也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来到了长白。姥爷经熟人介绍来到宝泉山西岗打工，就把姥姥、舅舅和妈妈都带了过来。姥姥和妈妈偶尔会在撂荒地林场帮忙，她与爸爸就在这里相识。婚后那几年，他们也过了一阵还算温馨的日子。爸每天去林场做账，妈继续干活，有时候还去帮厨，手脚麻利，能做一桌硬菜。到了晚上，他们坐在炕上，一个喝茶一个缝衣服，屋里只剩煤油灯的“噗噗”声和锅炉里的水响。

可好景不长。2008年冬天，爸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腰闪了，从此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干不了重活了。林场怕他出事，就调他去十四道沟林场，换了个轻闲点的活儿。他倒是乐得轻松，成天窝在办公室看报纸、吃瓜子。

妈不乐意了。她一向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得人一副“窝着过日子”的样子。她说：“你就这点志气？混口饭吃就算过了？”爸也不服：“我又不是当县长的料，干嘛那么拼？”两人一言不合就吵，吵到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谁也看不惯谁，一个人扔了电饭煲，另一个就扔了煲汤用的电砂锅，家里一时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散着，没人敢招惹。这类场景一天天重复，日子就这么过着，像秋冬交替时那层落叶，踩下去沙沙作响，声音不大，但却让人心里有些沉重。每次晚餐，气氛都像被一层霜冻住，爸坐一头，妈坐一头，谁都不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叮叮”响，格外清晰。爸还是习惯看新闻，妈则开始跳广场舞，仿佛他们两个的世界已经被分开，谁也不再理会谁。

每次看到他们这样，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依赖和无奈。家里不再是那种总是带着温暖笑意的地方，但也不是完全冷漠无情。尽管他们的关系早已不像从前那样甜蜜，充满激情，但他们依然在不言的地方，默默地彼此守护着，像两个没有硝烟的战士，在平淡的生活里，相互支撑着走下去。

长白县的日头总是斜斜的，照在冷沟子村的柴火上，照在十四道沟的屋顶上，也照在爷爷扫雪的林场小路上。往事时不时地被风吹起，偶尔被阳光晒一晒，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滚回岁月的深处。几代人踩着前人的足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仿佛脚下的每一步，都在追逐着曾经的影子，向着未来匆匆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