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在上海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里，一次极为重要的决定悄然诞生。这个决定，深刻影响了未来革命的进程。小组成员们选中了几位杰出的青年——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和任弼时的远亲任作民。他们的任务是前往苏俄继续深造，吸取更多革命的力量。然而，通往苏俄的路途并不平坦，途中充满了险象环生的挑战。每一步都充满了风险，稍有疏忽，便可能被敌人捕获，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如此，当得知自己将有机会踏上前往苏俄的旅程时，这些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激动。他们从上海吴淞港出发，乘船而行。途中，船只停靠了日本的长崎，再穿过海参崴，最终抵达伯力，正式跨入了苏俄的国土。

然而，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那条名叫伊曼河的河流。它像一道天堑，隔开了赤白两区。南边是白区，北边则是赤区。彼时的苏俄正处于内战的漩涡中，远东地区更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武装分子占据。为了安全通过，任弼时一行人决定分散行动，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路径。有的白天行走，有的夜晚出发，还有的在俄国人的引导下前行。他们约定好，在伯力的某个地点再次汇合。

任弼时和他的好友萧劲光组成了一组。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精心伪装了自己。任弼时化身为一位理发师，而萧劲光则装扮成一位裁缝。风雪交加中，他们衣衫严实，彼此之间仿佛陌生人般走着，避免引起任何注意。

然而，接近伊曼河时，他们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日本人和白匪已经在河的两岸设立了关卡，严密检查过往行人。而那时海参崴正遭受鼠疫的袭击，因此所有过路人都必须接受检疫和体温检查。幸运的是，萧劲光的体温正常，经过几轮检查后，他顺利通过。

然而，任弼时却因为稍有感冒，体温偏高。无论他如何解释，还是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被当场扣留。看到好友被扣押，萧劲光内心焦急万分，但无能为力，只能按计划继续前行，独自一人前往伯力。当他和刘少奇、蒋光慈等人汇合时，他们得知了任弼时被扣留的消息，纷纷忧心忡忡。

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两天后，任弼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大家既惊讶又兴奋，萧劲光迫不及待地询问他是如何逃脱的。

任弼时微笑着，缓缓讲述了他的经历。原来，在被扣留后，他被关进了专为鼠疫患者准备的隔离室。日军和白匪对他进行盘问，询问他的身份和目的地。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前往苏俄只是为了谋生。

在一次体温检查时，任弼时灵机一动，巧妙地使用了一个小手段。当体温计被夹住时，他故意让水银部分暴露在外，这样体温便显示为正常。由于找不到任何异常，日军和白匪只能放他一马，任弼时也成功地重获自由，继续与队伍会合。

这一事件，成为任弼时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虽然那时他只有17岁，但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冷静的处事态度和机智的头脑，他成功化解了危机。这一幕也深深地烙印在萧劲光的心中。每次回忆起此事，萧劲光都会对任弼时后来的两次被捕，以及在狱中遭受的酷刑下，依然能机智应对，坚韧不屈的表现表示深深的敬佩。

1928年的秋天，任弼时再次面临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前往安徽进行巡视，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并协调芜湖市委与安徽省临委的分歧。在10月，任弼时根据深入调研的结果，以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安徽省临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然而，芜湖市委的工作表现不佳，任弼时果断地撤销了市委的建制，决定将工作划归新成立的两个区委，由省临委直接领导。新省临委开始有序运转后，任弼时准备深入安徽的各个县市，进一步了解基层的情况。

就在这时，南陵的党团县委负责人王德芳恰好在芜湖参与重要会议，他向任弼时详细汇报了南陵党团组织的活动情况。任弼时认真倾听后，决定亲自前往南陵进行巡视，以进一步了解该地的情况。 10月13日，任弼时与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化名胡少甫与徐厚昌，装扮成商人，骑着小毛驴踏上了前往南陵的旅途。为了掩人耳目，他剃去了胡须，穿上了咖啡色夹袍，戴上礼帽。那时，南陵的局势并不稳定，县委书记因泄密被捕，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许多成员被迫叛变。 任弼时和林植夫选择在14日凌晨抵达南陵县城，并在城关南美旅社住下。为了了解党团组织的活动，他决定第二天参加香油寺的党团骨干会议。然而，命运却再次捉弄了他。在15日下午，当任弼时与林植夫前往香油寺时，他们的行踪被早有预谋的国民党县党部察觉。南陵县自卫队迅速埋伏在金桥和银桥附近，将他们四人当场逮捕。 尽管他们身上只有80块大洋，但仍被严密扣押。而幸运的是，王德芳因与自卫队队长刘德奎有亲戚关系，得以逃脱，并迅速赶回芜湖报告紧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