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中央政权设置了21个衙门，这样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令人咋舌。整个国家的行政架构，既庞大又层次分明，层层交错。从兵部开始，下面衍生出太仆寺、太常寺、鸿胪寺等多个衙门，而兵部的职责之一便是对这些下属衙门进行指导与监督。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衙门又都在礼部的管理之下。随着时间推移，明朝的国家管理架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到了洪武十三年之后，系统的精细化和分工越来越明确。而到了永乐年间，随着内阁的出现，国家管理体制便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明朝的政权架构，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包括六部、九卿、五府、宦官、二十四衙门，甚至还有一个新兴的内阁。锦衣卫与东厂的设立，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结构的复杂性。

朱元璋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开国皇帝，他精力旺盛且事必躬亲。尽管如此，随着国家事务的繁杂，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处理所有细节，特别是在废除中书省之后，事务量急剧增加。于是，他开始依靠一些年轻的翰林院学士和春坊大学士，帮助他审阅奏章，撰写摘要并提出初步意见。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帝王，朱元璋依旧时常亲自过问、决策，展现出一种过人的工作热情。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与父亲的行事风格截然不同。作为一位更加热衷于征战的帝王，朱棣并不关心行政事务，反而倾向于亲自指挥军事。他频繁发动北伐，力求恢复大明的北方边疆。由于他对内政缺乏兴趣，处理政务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儿子，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身上。就在这种情况下，内阁逐渐崭露头角。虽然当时的内阁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权力不大，最高的品级也只有正五品，但它却为日后的权力扩展铺垫了基础。

内阁的影响力真正开始上升，要追溯到二杨时期——杨士奇和杨荣。这两位才智出众的官员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不仅个人地位提升，内阁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仁宗和宣宗时期，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晋升为正一品，内阁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然而，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二杨去世后，内阁的地位又回归到了正二品的水平，以陈洵为首的景泰时期内阁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内阁真正成为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是到了成化、弘治年间。那时，内阁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辅佐机构，而是成为了外廷的权力中枢，与内廷的司礼监互相制衡，形成了内制外、内外相制的独特政治格局。司礼监作为内廷的制衡力量，实际上在与内阁的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朝的地方行政结构也随着中央政权的变化而发生了显著的调整。最初，明朝设立了行中书省，但与元朝的行中书省不同，明朝的行中书省并非军事与政治合一的地方机构，而是地方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明太祖朱元璋还设立了大都督府的地方分支——巡抚，这一设立明确划分了军政职能，地方的军事与行政职责得到了合理分割。

从洪武九年开始，地方的三个衙门并列，分别是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这三者的职能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三权分立格局。虽然这些地方衙门最初与中央的三大府相对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衙门与中央政府的对接发生了变化。例如，江西的都司与中央五军都督府的前军都督府相对应，浙江的都司则与左军都督府挂钩。 进入永乐年间后，朱棣的治国理念逐渐显现。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对地方的掌控力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因此在地方设置了大量由他亲信担任的官员。镇守宦官、镇守文官、镇守武官等职务逐步取代了三司的部分职能，地方的控制力也因此进一步加强。虽然三司的品级并未降低，但它们的权力地位却逐渐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三堂体制。 其中，镇守文官逐渐演变为巡抚和都御史，巡抚都御史并非完全从六部派出，而是由督察院派驻，这一制度的变化使得地方的监察力量逐渐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巡按御史制度也开始活跃，各地的监察御史在地方的办公职能和监察角色愈加显著。尽管巡按御史的品级仅为正七品，但其代天巡察的特殊地位，使得民间误以为其地位高于知府。事实上，知府是正四品，巡按御史只是行使皇帝意志的监察官员，品级上并无太大差异。 这种复杂的官制与地方政务关系，正是明朝政治结构的特色之一，它深刻地体现了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权力运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廷，彼此相互制约、互相监督，形成了一种既精细又紧密的政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