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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工《杨维桢书迹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第一版

印张：34.75（550页）

字数：640千

定价：298元

杨维桢（1297年－1370年），又名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抱遗老人、东维子等。绍兴路诸暨州人。元末明初学者、文学家、书法家。泰定四年（1327年）中进士，放天台县尹，因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免官。后任职钱清盐场，因请求减轻盐税被斥为忤上，以至十年不调。后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继升江西儒学提举。元末避乱居富春山，后迁居钱塘（今杭州）。张士诚据浙西时屡召不赴，后徙松江，从此遨游山水，以声色自娱，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杨维桢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铁崖先生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书法以行草最擅，风格独具，传世作品有《鬻字窝铭》《竹西志》《张氏通波阡表》《城南唱和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沈生乐府序》等。

01 名家荐读

02 本书特色

（1）搜罗全球范围内已知杨维桢书迹多达51种，图版空前丰富；

（2）对杨维桢存世书迹逐一梳理分析，研究取得重大推进；

（3）创新研究框架，构建古代名家“书迹研究”的写作样本。

03 本书作者

顾工，1973年生，江苏淮安人。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师从言恭达先生），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历任昆山书画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中华书画家》杂志编辑部主任、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博研究馆员、一级美术师，供职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曾获“世界华人书画展”书法金奖、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最高奖、“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2023江苏省文艺大奖·文艺评论奖等。

04 黄惇先生序

今年初春，顾工将其新著《杨维桢书迹研究》的打印本送来，谈到他自2014年获博士学位后，仍一直在致力于杨维桢的书迹研究，我甚为欣慰。放在我面前的这本沉甸甸的书稿，便是他十年来的丰硕成果。顾工于2010年进入东南大学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选题是研究元末著名文人、书法家杨维桢。遂以《杨维桢艺术活动研究》为题，对杨维桢横跨诗文、书法、音乐等多领域的艺术活动和艺术思想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这是从艺术角度研究杨维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杨维桢是浙东诸暨人，他多年活动于苏州、松江一带，是东南文人雅集尤其是著名的玉山雅集之精神领袖。而顾工长期居住于昆山，与顾瑛的玉山草堂为近邻，于是这成为他选择杨维桢做研究的机缘。顾工读博时，我曾与他一起探讨过论文的写作，后应他的导师言恭达兄之邀，于2013年冬担任了顾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时，与会的诸位老师都对他近30万字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论文对杨维桢的仕宦经历、社会交游、诗文、书法等艺术创作以及艺术作品风格和艺术史地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考证，还对学术界关于杨维桢研究的观点进行了检讨和修正。

但是，杨维桢的书法艺术，在顾工的博士论文中只是研究对象的一个部分。顾工本身是一位有才华的书法篆刻家，自然对杨维桢的书法艺术有更多的心得，尤其是论文初始准备资料时，他悉心收集的许多杨氏书法资料并没有得以利用。博士毕业后，顾工即利用这些资料着手撰写《杨维桢书迹研究》，尽可能地涵盖了杨维桢所有的存世作品。这十年间，他曾到过北京、上海工作，又回到苏州，然初心不忘，其间他陆续发表了杨维桢研究相关论文近30篇，《杨维桢书迹研究》书稿不断修改补充，愈见深入，亦愈见丰赡。

通读《杨维桢书迹研究》，可以看到顾工在该个案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为突出的，有三方面的学术价值：

首先，作者竭尽所能搜集了全世界现存杨维桢书迹图版多达五十种，为杨维桢书法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6册收集了杨维桢书迹23种，近30年来杨维桢书法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二十余种作品之上。而顾工经过十年艰苦搜集，检索了各种资源，把杨维桢存世书迹扩展到五十种，既有海内外著名博物馆的藏品，也有部分私人收藏，大大增广了我们对杨维桢书法作品的认知。

其次，作者系统地把“书迹研究”范围分为存世书迹、著录书迹和存疑书迹三大类，以全面呈现杨维桢书迹在后世的的流传、著录和辨伪。其中存世书迹是指存世的较为可靠的真迹，有诗文、信札、题画等；著录书迹是指见诸明清书画著录的书迹（有真有假）；存疑书迹是指现存的有一定疑问的书迹（假多真少）。而在存世书迹中，不仅包含纸绢材质的墨迹，作者还把时代较早的古籍写刻序言和几种明清刻帖也考虑在内，因为它们是依据真迹而刻，与伪作有着本质区别。

第三，作者对每一件杨维桢存世书迹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考释剖析，勾连出元代文学史、艺术史的许多细节。50件存世书迹就有50篇文章，短的两三千字，长的一万多字。内容涉及到杨维桢书迹的文本优劣、书风特点、钤印规律、交游人物、出行线路等，对未署年款作品依据各种信息来推定其大致书写时间和地点。可贵之处，是作者力求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少许新见，或引用新材料，或阐释新观点，或修订既有研究的一些差错。换言之，这部著作首次对杨维桢存世书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解决了作品中许多以往不知的基础性问题，可谓是杨维桢书法研究的重大推进。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看《杨维桢书迹研究》的新发现：

例如杨维桢最早书迹《柳桥渔唱题咏》。这件作品过去从未有人提及。顾工是在铃木敬主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中看到一个王蒙画卷的题跋，模糊的黑白图片疑似杨维桢书风。在向日本的博物馆申请到全卷高清图之后，顾工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王蒙画伪而杨维桢、宇文公谅、韩性、王冕等元人九段题咏皆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它是杨维桢早年在绍兴钱清盐场任职期间的墨迹，通过这一作品，可以讨论杨维桢早期书法与赵孟頫书风的关联。

又如杨维桢最晚书迹《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我曾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看过原作，它的书风与杨维桢晚年书风确实有所差异。顾工从文本、书风、印章几个方面详细比勘，证其为真，认为这是杨维桢垂暮之年力求工整但不能工整的楷书作品。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墨迹中关于杨维桢加衔致仕和“国”字缺笔的情况，都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未知的，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但在出版物上罕见的杨维桢《天香引》，是其存世唯一的散曲墨迹，对元代散曲史研究是重要的补充。顾工从文本、书风两个角度深入解读，首先判断其书写时间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的太平年景。再由《天香引》中“难弟难兄，合璧连城”、“佳婿佳翁，玉润冰清”等语句，讨论了杨维桢至正九年（1349）在松江璜溪授学时与当地大族吕氏、夏氏的交往，最后确定受书人“橘隐老仙”是璜溪义塾举办者吕良佐之兄。层层抽丝剥茧，运用了其他研究者未曾关注的一些资料，考证过程令人信服，这就为杨维桢在松江璜溪授学期间的艺术活动增加了一件重要的物证。

艺术史研究从来不是就艺术而谈艺术。杨维桢在当时也不是单纯的书法家，他的诗文名声比书法要大得多，“铁崖体”诗歌影响了一代的文学。杨维桢首先是在文化界有巨大影响力，然后他的书法才随之知名和流传。故而从杨维桢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活动来理解他的书法成为本书的特色。不仅如此，顾工对杨维桢书迹的解读，还特别关注其使用的纸张和特制的有心毛笔，以及杨维桢钤印的细节和酒后作书的习性。

本书的着眼点是“书迹”研究，书迹是图像的一种。我曾指出历史上遗存的图像也应视为“史料”。艺术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没有史料的支撑，研究如同说空话。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书迹，不仅是图像，其文字内容、书写风格、书写形式、印章使用、落款内容（书写年代、受书者、作者签名），以及后人题跋、鉴藏印等等，都是史料。这对于书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养积累有着很高的要求，稍有某一知识点上的失缺，便可能造成差错或误读。以本书中杨维桢早期作品《柳桥渔唱题咏》的研究为例，因题咏装裱在所谓王蒙款的《柳桥渔唱图卷》上，所以顾工研究时不仅要讨论书迹中上述提到的种种细节，还要讨论这些细节涉及的时代背景、作者交游、题跋人物、时间地点、作品递藏等问题，运用的文献包括诗歌、史传、府志、文集、著录……。通过顾工的缜密研究，得出画伪而题跋皆真的结论，从长期被忽视的一件伪画的题跋中，为杨维桢找回了一件重要的早期作品，可圈可点。我高兴看到，顾工在不同角度的讨论上，在所必须运用的知识结构上，都能运用自如。“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多少个三更灯火，他付出的心血，值得尊重和肯定。

有价值的书法史个案研究，都会涉及一些有意思的书法史现象，顾工的研究也给以了关注。元末乱世浙地文人向苏松地区的集聚，为明代苏、松文化昌盛埋下伏笔。这既是杨维桢艺术发展中场域的改变，也是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浙江文化向苏松地区的传播。以往的书法史研究谈到明代吴门书法，一般从宋克开始；谈到松江书法，一般从陈璧开始。而宋克与杨维桢为忘年交，杨维桢对宋克书法赞许有嘉；陈璧则是杨维桢的亲炙弟子。二人的书法虽不师杨维桢，但杨维桢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相同的例子，使我想起30多年前曾撰的旧文，勾沉出元末昆山文人篆刻家朱珪。他是浙人吴叡避兵客居昆山后收的弟子，他为世所知，便缘于张雨给他起了个“方寸铁”的别号，更因为杨维桢写了篇《方寸铁志》。杨维桢并不擅篆刻，但因为他以《方寸铁志》褒奖朱珪，遂使他周边的文人都给予朱珪极高的评价。杨维桢晚年对他们以及许多年轻人的影响，为明初苏州、松江一带的书法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顾工在杨维桢墨迹《壶月轩记》的研究中，注意到文章末尾关于陈文东、俞孟京的一段议论，恰好与宋克章草《书谱》册页后面对俞氏兄弟的评价遥相呼应，可以补书法史之阙。杨维桢入明三年即去世，但是称他是明初苏州、松江文化和书法的先导，他应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杨维桢超越时代的意义所在。

由个案研究而拓展上升到对时代、历史链等问题研究，是艺术史研究需要认真关怀的理论高度。我注意到不少研究者善于运用考证的方法讨论个案，却不善于将历史现象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研究，在读完顾工的《杨维桢书迹研究》后，相信读者与我一样，会感受到顾工在研究中这种理论高度的上升。

每与顾工聊天，他有谈不完的研究心得。《杨维桢书迹研究》的外延，还有许多问题，这将成为他今后研究的新课题，我期待着他的新发现。

甲辰二月晦日于钟山南麓雪蕉山房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二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原成员、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