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破晓东方》中，夏衍同志的形象非常鲜明。为了让战士们更快记住《进城手册》的内容，他在丹阳集训时想到了一个特别的方法——通过演话剧的形式。宣传干部和战士们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根据《进城手册》中的内容表演情节。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迅速记住了重要信息。上海解放后，夏衍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以及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他全力支持上海的重建，做好了大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为保障人民的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在上海的贡献，夏衍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曾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看看这份报纸为何会经历四起四落的起伏。

一．随抗日救亡运动应运而生，经历两次起伏 1937年8月13日，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开始进攻上海。如果上海陷落，日军可以顺长江而上，迅速逼近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因此，双方在上海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战斗——第二次淞沪会战。

当时，上海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最具影响力的抗日组织之一。为了支持抵抗，他们积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合作，迅速出版了《救亡日报》。从此，这份报纸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也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宣传工具。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虽然名义上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参与不够热心，实际掌控报纸的是共产党。郭沫若先生担任社长，夏衍作为总编辑，另有樊仲云为国民党方面的总编辑。 《救亡日报》广泛报道各党派的抗日主张和行动，宣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报纸的宗旨是将办报与救亡运动相结合，建立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对全民族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夏衍的领导下，《救亡日报》每天都有一篇社论，累计超过450篇。文章内容多种多样，见解独到，文字简洁且生动，借鉴了杂文的写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报纸的文艺副刊《文化岗位》和《十字街》内容丰富，专栏《岗语》也通过简短的杂谈传递了深刻的思想。尽管当时的发行量只有8000份，但它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华南、西南地区，甚至波及海外。 然而，由于上海守军的撤离，1937年11月12日《救亡日报》不得不暂时停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报纸在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但同年10月底，广州也陷入了日军的围攻中，《救亡日报》再次停刊，不得不再次流亡。

二．国民党背信弃义，导致两次复刊与停刊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通讯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夏衍决定亲自出发，寻找党组织的支持，争取复刊《救亡日报》。

1938年11月8日晚上，夏衍搭乘火车前往长沙，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联系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此时正值长沙大火发生，周恩来忙于安排紧急疏散，根本无暇顾及《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宜。周恩来告诉夏衍，立即前往桂林与李克农商讨，并尽快筹集资金恢复报纸的出版。 夏衍按照指示，前往桂林与李克农会面，之后便前往香港筹款。郭沫若很快也赶到了桂林，周恩来也特地从长沙赶来，指导《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夏衍的筹款工作进展顺利，驻港的廖承志收到电报后，立即动用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资金，专门拨给《救亡日报》1500港币。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终于在桂林复刊。夏衍继续担任总编辑，他坚持每天撰写社论和时评，坚定不移地宣传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行为以及国民党在抗日中的消极态度和积极反共的立场。 《救亡日报》复刊后，影响力逐渐扩大，然而其复刊却引起了反动派的敌视。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并要求全国报纸刊登这则虚假的消息。然而，夏衍坚决拒绝在《救亡日报》上刊登这则颠倒黑白的电讯稿。最终，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强行查封了《救亡日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并在上海再次复刊，但仅仅14天后的10月24日，便由于国民党干预再次被迫停刊。至此，《救亡日报》经历了四次停刊和复刊的命运起伏。 总结 《救亡日报》四起四落的经历，充分体现了夏衍同志和他领导的宣传工作者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通过这份报纸，他们毫不妥协地宣传抗战，坚决反对投降，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并揭露了汪精卫和国民党的一系列叛国和反共行为。 《救亡日报》的停刊和复刊，也反映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背信弃义的丑恶面目。正是通过这些努力，夏衍同志和他的团队展现了坚持抗日、不怕艰难的决心，同时也揭示了敌人想方设法抹杀我党的宣传工具的丑陋行为，这些行径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