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国的首都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军事与经济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地位极为重要。选择一个国家的首都从来不是随便决定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选择北京作为首都，背后也有着深远的考虑。

事实上，毛主席在决定是否将北京定为首都时曾经历过一番深思熟虑。毛主席博览群书，深知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虽然北京在多个朝代中都曾是都城，但其地理位置的劣势也很明显。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曾指出，尽管北京地势有其优点，但它靠近北方的游牧民族，容易受到侵略的威胁。

历史上，北京的确多次遭遇外族入侵，尤其是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洲曾多次威胁北京的安全。满洲的入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建立。而在清朝末期，列强的侵略也让北京显得更加脆弱。当时的天津若失守，北京也面临着沦陷的危险。因此，关于是否在北京建立首都的争论从未间断，甚至在中原王朝尚未灭亡时，就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应当迁都西安的保守建议。

即便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关于北京是否适合做都城的问题仍然存在分歧。孙中山先生就曾坚决反对定都北京。他认为北京距离东北和蒙古过近，当时日本在东北已有军事存在，俄罗斯也对东北虎视眈眈，这使得从地理战略角度来看，北京的地理位置并不安全。

另外，孙中山还认为，北京的防御设施并不完善。当时，北京的防线较为薄弱，尤其是外敌从海上入侵时，北京城外缺乏足够的防御力量，而城内则有大量外国使馆，外国军队的驻扎对防御形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孙中山最终决定将南京作为首都，因为南京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物资丰富，交通便捷。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蔡锷认为，南京过于靠近南方，缺乏对北方的有效控制，而要实现中国的统一，首都应该设在北京。蔡锷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后来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就将北京作为首都。然而，北洋政府的存在并未持续太久，国民政府重新将首都迁回南京。尽管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将国民政府移至重庆，但抗战胜利后，他又迅速将首都迁回南京。

在国民政府频繁迁都的过程中，我党也在考虑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政权中心。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我党的指挥中心先后转移过多个地方，从上海到瑞金，再到延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党开始考虑是否要将指挥中心迁往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蒋介石准备迁回南京的背景下。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初期向我党发出了友好信号，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商讨两党合作。毛主席认为，若蒋介石回到南京，而我党依然留在延安，距离过远，沟通不便。因此，为了方便沟通，毛主席曾考虑将根据地迁至淮阴。淮阴靠近南京，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交通便利。毛主席派人到淮阴考察，准备南迁，但在蒋介石撕毁协约，挑起内战后，这一计划也就搁浅了。

然而，蒋介石的败局已经注定。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我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东北的解放，我国胜利的曙光逐渐浮现，毛主席再次开始思考关于首都的问题。这一次，毛主席的首选是哈尔滨。

哈尔滨的优势在于其发达的工业基础，以及与苏联的地理接近。在那个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至关重要，将首都定在哈尔滨将有助于与苏联的联系。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哈尔滨的战略地位逐渐变得不如南京、西安、洛阳等城市那么重要。毛主席开始对首都的选择产生犹豫，北平和武汉是他心中的两个候选城市。

武汉作为中国的商业和工业重镇，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但由于它从未做过中原王朝的都城，毛主席认为定都武汉可以彰显新中国的与众不同。与此同时，毛主席对北平的兴趣也逐渐加深。北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虽然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但它地处东北和关内的交通要道，周围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的自然屏障，可以有效抵御外敌。

在这一阶段，毛主席的决定终于有了明确的指向。王稼祥在与毛主席的交流中分析了各城市的优缺点，尤其指出南京和西安存在的潜在问题。他认为北平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历史沉淀深厚，工业基础较强，是一个理想的首都。毛主席听取了王稼祥的建议，最终决定将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京。

为了体现新中国的新，北平被正式改名为北京。时间证明，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非常明智的决策。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