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刚刚称帝时，面临着不少挑战：北方的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南宋的威胁，还有东面李璮的叛变。与此同时，自己信任的大臣郝经出使南宋却音信全无。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可能就是刘整的投降。 1261年初，宋军曾北上攻占邳州、邓州和光化等地，但并未遭遇太大的反抗，很快就撤回了。南宋得知蒙古汗国内部发生了斗争，便趁机派兵北上，试探蒙古军的虚实。 五月，蒙古朝廷向南宋发出了一封信。信中大致内容是：边境的蒙军已经接到命令，不得轻举妄动；之前派往南宋的使者没有音讯；并且指责宋军无故侵犯，要求宋军明确是否继续交战。 到了六月末，由于郝经已出使南宋半年，却始终没有消息，再加上刘整的投降可能会引发南宋的报复，忽必烈决定恢复对南宋的攻击和掠夺。 因为阿里不哥频繁变动，攻击哈拉和林，1261年下半年，忽必烈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应对阿里不哥的斗争上，导致南方边境的兵力变得薄弱。刘整投降后，蒙军未能守住神臂城。 1262年初，李璮背叛蒙军投向南宋。幸运的是，阿里不哥此时正在远征察合台汗国，使得忽必烈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李璮和南宋的联军。而与此同时，西边的战事同样没有停歇。 1262年春，蒙军的夔府路安抚使杨大渊和部将杨文安领兵攻占了达州和开州。杨大渊曾向蒙廷建议，欲平定江南，必须先占领四川，而要占领四川，首先得夺取夔州。经过在达州和开州的胜利后，杨大渊又派杨文安进攻巴州和渠州。 当杨文安经过万安寨时，南宋守军主动投降。随后，杨大渊命令杨文安在夔州和达州的交界处——蟠龙山修建了一座山城。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蒙军逐渐学会了宋军的做法，开始在险要的地形上修筑城池，形成防御。 蟠龙山地势险峻，如果军队在此驻扎，既可以进攻，又可以退守。南宋的夔州路提刑郑子发得知蒙军在蟠龙山修筑山城后，立即率兵赶到，准备争夺这一战略要地。他知道，蟠龙山是夔州的咽喉要塞，如果蒙军占领，夔州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是兵家必争之地。 郑子发到达蟠龙山时，蒙军的山城尚未完全建成。杨文安和郑子发在蟠龙山多次交战，但始终未分出胜负。经过半个月的对峙，杨文安的哥哥杨文仲带着援兵赶到，郑子发只能撤退。杨文安随后追击，最终击败了郑子发。此后，蒙军还在广安附近的虎啸山和嘉陵江边的武群山修筑了新的山城。 1261年7月，忽必烈召见了南宋降将刘整。在见面前，忽必烈已听说过刘整的事迹，十分欣赏他赛存孝的能力。一见面，忽必烈便封刘整为成都、潼川两路的都元帅，还赠送了白银一万两，命他分给手下将士。 在神臂城击败俞兴后，忽必烈曾奖励刘整白银五千两，而负责招降刘整并与他一起守卫神臂城的刘元振，仅获得了五百两的赏银。此时，忽必烈一开口就封刘整为成都、潼川两地都元帅，这使得许多蒙古将领心生嫉妒，他们认为刘整刚刚投降，何德何能得到如此重赏。刘整自己也觉得这份封赏过于沉重，担心会惹来麻烦，于是上奏请求辞去部分职务，最终只接受了管辖潼川一路的职务。 忽必烈为什么对刘整如此优待？他无非是想通过刘整树立一个典范，以此向那些在南宋受压迫的武将们传达一个信息：来蒙古吧，不仅不会受气，反而能得到重用。 忽必烈的这一做法显然比宋理宗的政策更为高明。回想1246年，宋理宗不允许孟珙招降范用吉，导致孟珙郁郁而终，范用吉也因此遭到杀害。与之相比，忽必烈在用人方面完全超越了宋理宗。

不到三年的时间，忽必烈就平定了阿里不哥和李璮的问题，并大力推动改革。蒙古汗国不仅没有因为内乱而衰退，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而南宋则错失了这个大好的机会，没有能够趁机夺回更多土地。 接下来，忽必烈已经做好了全力进攻南宋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