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统治者为何把科学技术视作奇技淫巧，并且百般抵制甚至压制呢？难道他们不明白科技的发展能够让国家更强大，百姓更富足吗？ 实际上，他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并不是不懂。自古以来，能够成为统治者并且管理国家的人，几乎没有哪个是愚笨的。只不过在古代家天下的背景下，国家是否强大，百姓是否幸福，都比不上皇帝的龙椅稳定更为重要。 宋高宗其实清楚，岳飞是有能力抗击金军，甚至可能收复失地。他也知道，变革是可以让国家富强的。慈禧太后更是知道，如果彻底变革，可以使中国摆脱列强的压迫，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如果宋高宗考虑的是岳飞收复徽、钦二帝后，是否会威胁到他的皇位？慈禧太后变法后，守旧派的权力会不会被新兴势力取代？ 这些问题并非中国古代独有，而是全世界统治者的共同难题。在文艺复兴之前，世界上的君主和统治集团普遍认为，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个人利益，他们往往选择压制科技进步，把科学视为奇技淫巧或异端。

公元1世纪，一位罗马工匠发明了一种能够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他将其献给了罗马皇帝韦斯帕芗。韦斯帕芗是一位以勤政爱民而著名的明君，但即便是这样的君主，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重奖了这位工匠后，却命人销毁了这台机器，并下令禁止制造和传播这项技术。 或许有人疑惑，既然这项机器能够节省大量人力，提高生产力，为什么皇帝还要销毁它呢？ 因为，虽然这种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促进民众富裕，但其潜在后果却是改变生产关系，可能导致财富重新分配，这将动摇现有的社会结构，破坏阶层之间的平衡。古罗马的百姓如果生活得太好，皇帝就很难再用简单的方式收买民心，过去给个窝头就感恩戴德，但如今民众的需求提高，权力和土地才是统治者最重要的货币。 但权力和地位是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轻易放弃的。 17世纪时，一位欧洲传教士建议老挝国王苏里雅·翁萨修建公路和运河，认为这样国家将变得更加繁荣，百姓的生活将得到极大改善。可是，翁萨却拒绝了他的建议，并笑着说：如果修建公路和运河，敌人和叛军就能轻松入侵，而百姓也会因为稍有不满而逃到其他国家，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种看似无法理解的自私观念，实际上体现了统治者只关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不关心百姓的福祉。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仍然有很多人坚信这种观点。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的革命家、西蒙·玻利瓦尔曾给巴拉圭的独裁者弗朗西亚写信，建议他对外开放国家，振兴经济，改变贫困现状。然而，弗朗西亚并不理会，反而嘲笑玻利瓦尔，认为巴拉圭过得挺好，不需要外部干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听说邻国布隆迪的独裁者被推翻时，幸灾乐祸地写信给他：我早就告诉过你，不修路，你偏偏不听。看吧，那些百姓开车通过你修的路反抗你。20年来，我统治国家，从不修一条路。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时候，统治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从商周到明清几乎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也几乎一潭死水。 因为在古代，统治者最怕的就是变革，而变革的核心就是科技，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奇技淫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来，百姓变得越来越有反抗意识？正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让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开始有了改变现状的能力。 再看看今天的欧洲，那些几乎沦为吉祥物的王室们，他们真的是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