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在生前，已经实际上掌控了魏国，且他似乎也毫不隐瞒自己有篡位称帝的野心。要不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成语也不会流传下来。回想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他知道汉献帝在背后策划除掉自己，他也不敢直接杀害汉献帝。然而，司马昭却毫不犹豫地在当街弑杀魏帝曹髦，这表明他心狠手辣，远比曹操更为残酷。

事实上，在司马昭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弑君事件。比如，西汉灭亡后，王莽建立了新朝，但他最终被赤眉军杀死。然而，赤眉军从来不承认王莽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视自己为王莽的臣子。春秋战国时期，部属弑君的案例屡见不鲜，但当时的礼法规定，只有周天子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其他诸侯国的君主法律地位和他们的部属相同，都是周天子的臣子。因此，诸侯国的君主被部属杀害，只能算作内部冲突，而不能算作臣弑君。例如周幽王被犬戎所杀，但犬戎并非周国的臣民，这更像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非一方臣子弑君。

再往前追溯，商朝灭亡时，最后的夏王桀并未被杀，而是被流放；而周朝灭商时，最后的商王纣自杀，亦非被周国所杀。假设纣不自杀，或许也会像桀一样被流放，而不是被处死。毕竟，商朝曾是夏朝的属国，周朝也是商朝的属国，古代社会极为注重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二者不会轻易背上臣弑君的骂名。即便秦国极为残暴，也未曾杀害最后的周天子周赧王，因秦国毕竟也是周朝封建的诸侯国。秦王的暴虐行为或许让周赧王遭遇不幸，但秦国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名声。

然而，司马昭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开创了以臣子身份当街弑君的恶例。虽然曹髦的死亡并非司马昭亲自下手，而是由他的心腹成济所为，但在当时看来，这与司马昭亲手杀帝并无太大区别。作为魏国的高层人物，司马昭当然知道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虽然他凭借权势可以避免法律的追责，但却无法逃避道德的谴责。这使得他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个包袱直接摧毁了他一直以来塑造的贤明君主的形象。如果他之后篡位称帝，那就完全失去了任何道德依据。除了魏国内部的强烈反对，吴蜀两国也会借机反击。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司马昭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不敢贸然行动。即使贾充劝他称帝，司马昭也只能无奈地回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如果是命中注定他要当皇帝，他就会效仿周文王的历史伟业。最终，他只能继续扶持曹家的皇帝，寄希望于将来儿子能完成这份使命。

魏帝曹髦被杀发生在260年。到265年，这个事件在时过几年后逐渐被人们淡忘。同时，魏国在263年灭掉了蜀汉，司马昭不仅消除了外部威胁，还成功利用二士争功的内部分歧，除掉了钟会、邓艾等可能阻碍自己夺权的魏国重要人物。此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司马昭的野心。即使他未死，篡位自立的事也迟早会发生。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位，很快便逼迫魏帝曹奂禅位给自己，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没有当街弑君的恶名，因此他接手曹家江山时，似乎少了一层道义上的负担。虽然司马昭在死后被追尊为文皇帝，最终实现了周文王的愿望，但以臣弑君的污点始终无法抹去，这也让司马氏家族在后世难免遭到得国不正的指责。西晋建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就因五胡乱华而灭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若从因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算是一种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