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是否能在获得待遇时让领导感到舒适？ 刘邦对韩信并不吝啬。他在其他人拜大将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处理，而唯一对韩信特别重视的时刻，是他在为韩信举行拜将仪式时，特意选择了良辰吉日，斋戒，设坛祈祷，安排一切礼仪。这种礼遇，通常只有在萧何为自己争取荣誉和职位时才会见到，而且那是主动争取来的。可韩信则不同，这种待遇给得他是被动的。

实际上，韩信是四个人中唯一一个主动向刘邦要求待遇的人。第一次，他在攻下齐国后，并没有积极去救援刘邦在荥阳的困境，反而以“假王镇齐”的身份，要求刘邦封他为真齐王。第二次，他借刘邦在固陵战败的机会，逼迫刘邦明确划定自己的封地。 这种行为，看似是趁机占便宜，实际上却带着一些“市井”的味道。这种逆来顺受、主动争取的方式，刘邦能心情愉快吗？ 相比之下，萧何、张良和陈平的做法就不一样了。虽然萧何因功勋受到很多争议，但他从不为自己辩解，而是全凭刘邦的安排。可能他早就意识到，功名不是靠争取来的，而是看领导的心情。

刘邦曾给张良选择三万户封地的权力，张良却谦虚地说：“当初我从下邳出发，遇见皇上，是老天的恩赐。能听我的计策，是我的侥幸；能封我留地，就是我的福气。我不敢贪心三万户，只求满足。”这样的选择，言语中透着对刘邦的敬意和感恩，十分贴心。更何况当时天下刚刚安定，人口稀少，拿走三万户，其他百姓该怎么办呢？这说明他对刘邦家国之事的理解。 刘邦特别喜欢陈平，因为陈平屡次出奇计，屡屡有回报，每次都是立刻执行，干脆利落。但在初次受封时，陈平却想到了推举自己的恩人魏无知。这种知恩图报的态度，让刘邦非常喜欢。 试想，如果领导都不能在待遇问题上顾及你的面子，他还会如何看待你呢？

二、在权力和能力大时，是否能让领导放心？ 张良和陈平是刘邦身边的谋士，随时都在刘邦的眼皮底下，刘邦对他们十分放心。可对萧何和韩信却不同。 刘邦外出征战时，关中这块根据地的管理是由萧何一手承担的，但刘邦对他却并不完全放心。史记中有三次提到刘邦对萧何产生怀疑。萧何在接到门下客人的警告后，首先派自己的亲戚去前线探查情况，然后他变卖家产筹集军费，甚至为自保犯了一些小错。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声张冤屈，而是成功化解了危机，避免了给刘邦带来尴尬。这种处理方式，说明了萧何非常高的情商。

而韩信，虽然手握兵权，封地的财税也在自己手中，但他忽视了自己的权力和刘邦的关系。韩信不仅没有通过削减兵权来向刘邦示好，也没有像萧何那样慎重地听取建议，始终保持警觉。即使他因为杀害钟离眛以取悦刘邦，最后依然被刘邦捉拿。也许这就是他不成熟的报应。 司马迁先生将韩信的不成熟归咎于“自负”和“不修谦道”，这点是非常有道理的。萧何、张良、陈平都非常能干，但他们从未自称超过刘邦。张良甚至夸奖刘邦的兵法“天授之才”，自视甚低。而韩信却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在带兵方面超过了刘邦。 这种自负虽然刘邦可以容忍，但刘邦下面那些素质较低的“屠狗辈”们能忍受吗？这些人中，很多自公元前209年就跟随刘邦起义，像韩信这种公元前206年才拜将的“后来居上者”，怎么能让他们心平气和呢？更别提这些“老弟兄”曾经对萧何和刘邦都不太敬重。

所以，当公元前201年韩信因谋反被举报时，刘邦询问手下大将如何处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赶紧发兵活埋了他！”那时，韩信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宣告结束。可他依然没有醒悟，在被抓捕后到公元前196年被杀害的五年里，他一直没有对周勃、灌婴、樊哙等人表现出一丝尊重，甚至没有为自己争取一点同情。 像这样的人，不被“踩死”是很难的。毕竟，能力和权力虽然来源于自己，但权力更来自于领导。依靠才华而忽视权力的根源，最终会陷入危险。 尽管陈平和韩信出身贫寒，都“志与众异”，通过才智投身帝王门下谋取荣华，但陈平始终敬畏权力的来源，最终得到了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