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献公的去世使原本清晰的局面迅速变得复杂起来。嬴渠梁和由老氏族支持的赢虔两人分别继承了权力。遗憾的是，秦献公并未留下遗嘱，只通过口头通知了继任安排。若赢虔借此机会发力，可能引发国家大乱；但若他无心争斗，国家也许能保持安定。随着秦献公的侍从黑伯宣读了嬴渠梁继任为国君的决定，并由赢虔高声称祝福新君即位，他手持天月剑劈倒石柱，发出震天巨响，向新君表达忠诚。嬴渠梁随后走到甘龙面前，称赞其忠诚，并结束了早朝，似乎一切恢复了秩序。然而，贵族的权力仍然没有被有效控制，国家向前发展的压力，逐渐显现出一系列问题。回顾秦穆公时代，尽管辉煌，但与其他强国相比，秦国的成就依旧有限。如今国家动荡、丧失了土地和人民，如何恢复秦国的强盛，接下来的国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秦孝公继位后，首先去拜访了骊山的军营，查看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情况，并派人护送他回安邑。这一行动表明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秦国日渐贫弱，必须采取措施，否则可能退回原始的游牧状态；二是，秦国需要解开国门函谷关，才能争取时间和空间喘息。随后的《求贤令》发布，成功激发了秦国引进人才的热潮。第一个到来的人才便是魏国的年轻人公孙鞅。他曾在公叔座府中担任秘书，但由于魏王看不上这个年轻人，公孙鞅被排斥出魏国，最终投奔秦国。在秦国，他没有直接向秦孝公请示，而是深入基层调研，发现了秦国不少问题。

秦国的老百姓以勇猛著称，但在军功奖励方面却没有明确的奖惩制度。普通百姓仅能领取少量钱财，而贵族则可以通过封爵获得更多利益。由于秦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普通民众受限，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改革，秦国有可能回到半游牧的原始状态。公孙鞅的调研让他认识到，秦国亟需变革。他开始向秦孝公的亲信景监推荐自己。第一次见面时，公孙鞅谈论了三皇五帝的迷信内容，想要试探秦孝公的态度。秦孝公显然不感兴趣，直接对景监表示愤怒，批评他的推荐不合时宜。

不气馁的公孙鞅又找来景监，准备第二次见面，这一次他提出了儒家的治国理念，但秦孝公依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在两次试探后，公孙鞅第三次与景监前来见秦孝公，这次双方深入交谈了四个小时，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公孙鞅深知，秦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不是慢慢等待贵族的接受。秦孝公听后有些不悦，他认为如果变法的速度过慢，自己可能早已去世，改革将无从谈起。于是，公孙鞅直接提出了第一阶段的变法计划，其中包括10项改革措施。以甘龙、杜挚为首的贵族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公孙鞅与他们展开激烈辩论，最终，秦孝公在适当时机决定实施改革。

在获得贵族的支持后，如何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成了关键。为了让百姓积极参与变法，秦孝公决定举办一场搬木桩领黄金的竞赛活动，开始了商鞅变法的正式实施。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耕地，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利益，然而贵族的利益受损。于是，部分村长受贵族操控，带头在宫廷前示威游行。为了展现变法的决心，秦孝公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处理了太子嬴驷的师傅赢虔以及公孙贾，镇压了反对势力，变法的推进得以顺利进行。

在国际舞台上，秦国采用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商鞅曾出使魏国，称魏王为魏罃，并高规格出席了魏国的称王仪式，虽然其他强国没有参加。魏国在这一时刻发动了对韩的战争，赵国趁机夹击魏国。魏国、赵国和韩国陷入了混战，秦孝公借机消灭了周围的少数民族，甚至让世子嬴驷带领92位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前来朝拜周王，宣誓秦国的强大。公元前340年，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负责对魏国发动攻击，并成功捕获魏国统帅公子卬，最终，魏王不得不将曾经被吴起攻下的河西地区归还给秦国。商鞅因此获得了商洛之地作为封地，也因此得到了商鞅这一称号。

然而，商鞅的改革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秦孝公去世后，嬴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决定杀死商鞅以消除威胁。商鞅临终时询问嬴驷是否会继续沿用他的改革政策，嬴驷答应会继续执行，直到统一天下。商鞅死后，秦国继续沿用其政策，嬴驷加快了对其他国家的征伐，并攻占了韩国的宜阳，发展出了新型兵器。通过任命魏国的公孙衍为大良造，秦国逐渐实现了对周边国家的蚕食。

在外交上，秦惠文王用张仪的计策，成功拉拢了魏国，并破坏了其他国家的联盟。在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联合向秦国进攻，但最终由于内部分歧，联军很快瓦解。秦国趁机消灭了三晋和部分敌对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疆域。此时，秦国的实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四川的巴国和蜀国被相继纳入秦国版图，天府之国的雏形逐渐成型。

公元前315年，秦惠文王继续扩张，在韩国的石章被攻占后，秦国逐步对齐国形成威胁。为了阻止齐国吞并燕国，秦惠文王派遣使者联合其他国家对齐国施压。经过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斗争，秦国逐步扩大了在中原的影响力。 秦国的势力不断壮大，张仪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外交才能，成功地将魏国拉拢至秦国一方，最终达成了秦魏联盟。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外交策略，秦国进一步稳定了周边局势，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