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陇右学术的高峰

张维（1890年—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临洮人，近代陇右卓越的文史学者。顾颉刚曾言：“求文献于陇右，必数三君焉，曰慕先生少堂，张先生鸿汀，邓先生德舆。”（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这是顾颉刚对民国时期甘肃学人的基本评价，他列举和认可的有三人：慕寿祺、张维、邓隆。三人中，邓隆今存学术著作不多，而慕、张二人著述等身，学问宏博，堪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陇右学术的翘楚和领军人物。

张维出生于狄道州（今临洮县）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其先祖本曲沃（今山西侯马市）人，清乾隆年间因经商而迁居狄道。祖父张锡龄，曾有军功，后以教书为生，著有诗集。父亲张致堂，举人，曾任四川盐场大使（八品），颇有著述。张维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寒素却耕读传统十分鲜明的家庭。这个出身，与慕寿祺非常相似。

十二岁之前，张维处于“幼承庭训”的教育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取兰州廪生，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三年后（1905年），张维考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体操、唱歌等内容。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是原兰山书院改造而成，是近代甘肃教育改革的示范窗口。置身于新旧时代递嬗之际，张维既接受了传统经史、诗赋教育，也较早地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初步熏陶，正是其所受教育的特别之处，对于打造其学识基础、构建其新的世界认识，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就这点而言，他与慕寿祺有较大差别，慕寿祺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

四年师范毕业后，宣统元年（1909年），张维考取拔贡，紧接着再赴京参加礼部选拔考试，这与安维峻的科举之路十分相似。拔贡十二年才举行一次，所选取的人才尽管不是举人、进士，可也颇为朝野所重；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科举已废、不再产生进士的实际情况，拔贡之选确实是国家大考。礼部考试颇为顺利，张维得二等第五名，被授予学部书记官，任职于学部（教育部）普通司，开始了两年多的学部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年刚20出头的张维极为聪颖，成绩优异。

但此后的中国政局却苍黄翻覆，波谲云诡。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孙中山护法运动轮番上演，这让20——30岁之间的张维颇为艰辛，何去何从？他到处奔波，上下求索，不过基本主题明确，那就是支持革命、拥抱共和。辛亥革命之初，张维加入同盟会，返回临洮，组织州议会，这是实际的革命行动；曾在兰州创办《甘肃民报》，担任《大河日报》主笔，这是为革命做舆论宣传；也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还曾在黎元洪解散议会、无路可走之下，亲赴上海，拜会孙中山先生。也就是说，年轻的张维很早就投身革命。

也正因此，多年奔波、返回甘肃之后，张维很快就成为甘肃政坛上的名角。民国八年（1919年），他任甘肃督军公署秘书长；十一年（1922年），任甘肃省议会议长；十二年（1923年），任政务厅厅长；十四年（1925年），任财政厅厅长；十七年（1928年），任省图书馆馆长，兼兰州中山大学（今兰州大学）文史教授；十八年（1929年），任职于甘肃通志局，先后任协纂、副馆长、总纂；二十八年（1939年），任甘肃参议会议长。自从任职通志局、通志馆之后，张维活动的重心完全向学术倾斜，他有淡出政坛的倾向。

张维有干练之才。他“素性谨慎缜密，治事负责而有条理，不汲汲于权贵”，“颇以才学干练称著于时”（《中国名人图鉴》，见王希隆编《还读我书楼文存》345页）。在二十岁出头时，张维即任书记官，后来又任省署秘书长及各任厅长，早已培养了张维干练行政的才华。所以，他能积极行政，尤肯实干。为改善民生，他倡议修建河渠、公路、铁路，开采玉门石油，“大启农、林、路、矿之利”；他曾四次任议会副议长、议长，“迭请减免人民摊派、差徭及地方积弊，减少壮丁征额多至一万九千人。……尤以请减一百三十万石之田赋征额为七十五万石，与执事者论证古今，舌敝唇焦，坚持力争”（韩定山《张鸿汀先生事略》）。正因为他不汲汲于权贵，所以才不汲汲于官位、敢于为民力争，具有鲜明的民本立场。这是一介优秀士大夫的必备素质。

张维人格的核心特质，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种子，是一位本色的读书人、高产的学者、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者。他嗜书，“直到年老，每天必须要读一百至一百五十页书。平生阅读，约有七万卷”（张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的同时，他还笔耕不辍，“昕夕治书，常至夜分”（张维《六十自述》）。也正因此，他著述等身，学术成就卓越。以思想而言，张维“主明理，重实用，尤倾心于颜习斋，其论学推崇船山王氏”（《建国周报•人物志》，见王希隆编《还读我书楼文存》346页），即他推崇实学，反对空谈，所以非常推崇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王夫之。

这个思想特色，体现在其行政中，就是积极行政、尤肯实干；体现在其学术中，就是他侧重考证，不空发议论，具有鲜明的乾嘉朴学特色。其实张维的时代，不实之学大有人在，空谈主义者有之，理论时髦者多见，哗众取宠、甚嚣尘上者更是屡见不鲜。张维带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特质，扎扎实实地从基本材料做起，读书四十年，还规划着六十岁以后再下笔著述；这明显是将著述事业看得比山岳还重，所谓“文章千古事”，在张维这里，完全当得起。

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所以，张维主持的《甘肃人物志》，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物排列，是实实在在的干货；他编著的《陇右金石录》，是一方一方的金石拓片汇编；他撰著的《陇右方志录》，是一部一部古代方志的考订合集；他撰著的《陇右著作录》，是一部一部陇右文献的目录（兼部分解题）；他的《元魏诸镇考》，是对北魏两百多年间方镇的逐一考察。这样的学术理路，就是典型的乾嘉朴学特色，表面看似嫌凌杂，其实骨子里带有鲜明的整体学术观念。

以张维萃毕生精力而成的《甘肃通志稿》为例来说。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至二十五年为止，七年间，张维是自始至终专职其事者，是为《通志稿》贡献最大之人。一百三十卷之中，“十之八九”（张维《六十自述》）都出于张维手笔。七年截止时，志稿尚未完成，经费却已停拨，于是，张维与邓隆、廖元佶、朱秉衡、王烜、慕寿祺、刘庆笃等人相约以私人负责，继续编修。后来其他诸人都因事退出，张维则带着子女继续修订，并以私资付楮墨（《通志稿》仅少数内容付梓），成为甘肃有史以来的第三部通志。从修志过程、修志体例、修志内容再到修志精神，《甘肃通志稿》就是以张维为代表的甘肃士人萃力于斯、廉洁为公的典范工程。其传统通志体例及精神考订，都是张维学术思想的完整呈现（《通志稿》为集体产物，但核心思想应属于张维）。

张维尚有大量稿本留存，限于篇幅，难以逐一介绍。但这些都足以证明，张维是民国陇右学术发展的高峰，尤其在民国后期、慕寿祺年高之后，张维最负盛名，也最具成就，他对西北文献、西北史地研究的贡献尤其突出。甘肃省图书馆以西北方志、地方文献的收藏为特色，这个特色，首先应导源于张维。

遗憾的是，囿于六十岁才开始著述的人生预设，张维很多学术观点都没有来得及严整呈现，其著述现存多为稿本，这与最终刊定本还是有差别的。更可悲的是，张维的人生轨迹恰好就停在了六十岁的门槛上；哪怕他能多有几年时间，民国陇右学术必定会更显光彩。所以，张维的六十岁去世，堪称是陇右学术的重大损失。对此，张维自述：“西北学者不多，而我仅仅成就如此，真可惜也。”（《六十自述》）的确，本来就已经文化落后、学术薄弱，好不容易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能为陇右学术争得荣誉的学者，却遗憾的天不假年，在其有可能产生高质量著作的年龄溘然长逝，悲夫！

附张维诗二首。

《咏怀古迹》

风尘直卷幽燕外，车马频劳陇蜀间。

四海苍生谁刍狗，百年华发老云山。

忧时年少终天恨，去国公孙几日还。

独有杜陵漂泊感，长留诗句满秦关。

《述怀》

我生无所好，所好惟读书。

兀兀穷日夜，终年苦不足。

上希马与班，下亦希方吴。

方笔能跌宕，吴乃多萧疏。

萧疏通事理，能尽古今殊。

名理精中外，微义贯墨儒。

大雅久不作，我亦斯人徒。

怀哉复怀哉，努力莫踌躇。

（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