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年，宋理宗还沉浸在收复开封、洛阳和商丘这三座城市的喜悦中，幻想着能够重新收复中原，恢复像汉唐那样的荣光。然而，前线传来了坏消息，宋军6万人遭遇惨败，剩下的几乎没有。这标志着南宋北伐的失败，暴露了南宋的虚弱本质。宋理宗在北伐前，曾有参知政事乔行简明确指出，南宋并没有足够的精兵强将，难以打败蒙古的偏师，但宋理宗没有听从。

蒙古崛起后，开始进攻金国，南宋迎来了严峻的考验。朝廷一直争论是应该联合金国抗击蒙古，还是与蒙古合作共同灭金。最终，蒙古的拖雷用行动告诉南宋：如果不联合蒙古，自己也会顺道攻击南宋。蒙古灭金的计划需要经过南宋的领土，从汉中入侵，绕过金国的防线，进而夹击开封。南宋最终选择了犹豫不决的态度，结果拖雷动用了武力，屠戮汉中和川北，迫使南宋提供粮食和劳动力，之后蒙古成功攻灭了金国。

这一行动让南宋颜面尽失，但为了保住江淮防线，南宋最终决定联合蒙古，一同灭金，并洗刷了靖康之耻。尽管表面上，蒙古与南宋关系友好，实际上两国之间的矛盾早已埋下伏笔。宋理宗意识到，蒙古的强大与不稳定性意味着未来南宋必定会与蒙古爆发战争。为了阻止蒙古骑兵南下，宋理宗决定北伐，争取夺回河南，效仿金国建立“关河防线”，为江淮、京湖、四川提供战略屏障，提前与蒙古进行对峙。

从战略角度看，宋理宗的决定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南宋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夺回河南，并建立起“关河防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朝廷内的反对声音占据了绝大多数，参知政事乔行简的反对意见最为有力且符合实际情况：南宋缺乏强将，物质基础不足，即使蒙古军的兵力不多，也很难打赢。

事实上，南宋确实没有足够的精兵强将。虽然有岳家军的后裔孟珙，他在防守战中表现出色，但他的优势主要在防御战上，而非进攻。孟珙虽然在蔡州之战中担任副将，负责攻城，但他并不是前线的主帅，他所指挥的战斗更多是针对蒙古的汉军世侯，而非蒙古主力。宋理宗在策划北伐时，孟珙的地位还比较低，无法单独挂帅。更重要的是，史嵩之和孟珙都强烈反对北伐。

端平入洛时，负责京湖战区的史嵩之没有派出任何兵力，甚至没有提供一粒粮食。而川蜀战区的赵彦呐更是见死不救。南宋三大战区中，只有江淮战区的赵范和赵葵兄弟积极出兵。蒙古方面，虽然中原地区没有主力军，但塔察儿和张柔两支军队仍然在此驻守。虽然蒙古的主力并未集中在南宋周围，但南宋却决定赌一把，冒险出兵北伐。

蔡州之战结束后，四个月，宋理宗终于决定派兵北伐，由赵葵担任主帅，全子才为前锋，目标是收复三京，实施端平入洛。此次北伐，宋军仅有6万人，展现了南宋在动员和协调上的巨大不足。南宋人口八千多万，却只能凑出6万兵力，这样的动员能力注定了北伐的失败。

全子才率领的1万兵马很快攻占了开封，开封守军少且原为金国士兵，见到南宋军队立刻投降。然而，紧接着的问题也出现了：宋军的粮草供应断了。开封曾是北宋的繁华之地，人口过百万，但此时开封的居民不足千户，难以为南宋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江淮地区虽然有粮食，但由于黄河堤坝被蒙古破坏，江淮变成了“黄泛区”，粮草无法运输。

因此，宋军无法立即进攻洛阳，赵葵的5万大军也迟迟未能到达开封，因为他们也没有携带足够的粮食。战场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基本原则，南宋完全没有意识到。粮食问题未能解决，北伐根本无法进行。

赵葵到达开封后，因全子才未立即进攻洛阳而感到愤怒，便决定换将，由徐敏子带领13000兵马前去进攻洛阳。由于粮草依然不足，赵葵只能将大部分粮草分配给徐敏子。然而，徐敏子手中的粮草仅够支持5天，士兵们士气低落。幸运的是，洛阳并没有蒙古军队，宋军得以顺利进入。消息传到杭州后，宋理宗大喜过望，认为蒙古军不过如此，满怀信心地支持赵葵。

然而，在赵葵决定派遣第二波援军后，情况急转直下。蒙古军队的塔察儿早已做好了反击准备，刘亨安带领蒙古军队设伏，在龙门成功伏击了宋军的援军。杨义和徐敏子所带领的宋军未能及时警觉，遭到蒙古骑兵的突袭。宋军完全没有准备，在混乱中溃败。随后，赵葵带领残余部队撤退，但因粮草严重匮乏，士兵只能一路抢掠民众的财物，南宋在北伐过程中不仅未能收复失地，反而失去了民心。 端平入洛后，南宋的6万大军完全溃败，南宋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为了安抚民心，宋理宗发布了罪己诏，承认此次北伐缺乏充分的考虑，并将主战派的责任人作为替罪羊进行贬谪。乔行简早前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南宋确实没有足够的精兵强将，也没有完善的后勤补给，即便是面对蒙古的偏师，也难以获胜。 蒙古军虽然强大，但南宋并非没有机会。可惜的是，南宋缺乏有效的战略协作与内部资源整合，导致一直未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而蒙古的主力始终没有全部投入到南宋战场，且内部矛盾不断，使得南宋的抗战延续了46年。尽管双方实力悬殊，南宋却因内部分裂、战术失误，最终注定了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