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那就是蒋介石将国民政府的陪都设在重庆，而非成都，是正确的决定。1937年11月，随着上海沦陷，战争形势愈加严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变得无法防守，失守已经是时间问题。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路进攻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武汉。但武汉同样缺乏天然防御，面临着被占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撤往大西南成为了唯一的选择。然而，在进入四川盆地后，蒋介石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犹豫不决，众多幕僚也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最初，成都被认为是理想的陪都，因为蜀中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未能进入成都，而成都自古是历代王朝的避难之地。比如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便选择了成都作为避难所。那么，蒋介石为何最终选择舍弃成都而定重庆为陪都呢？

首先，军事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蒋介石的军事部长何应钦坚持认为，成都应该是陪都的理想之地，而空军司令周至柔则强烈反对，认为重庆才是更适合的选择。周至柔指出，重庆作为山城，有着天然的防空优势，能够有效阻止日军的空袭。而成都则是平原，尽管两地都不利于陆军作战，但重庆的地形更有利于防空，且交通更加便利。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也支持周至柔的意见。同时，德国顾问团从军事角度也认为，重庆的地理条件不适合空军行动，但事实证明，重庆作为山城的防空优势非常明显，虽然日军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造成重庆损失惨重，但日军的陆军始终未能推进。 此外，成都自古以来是偏安政权的代表。历史上，刘备、五代前蜀和后蜀、南明的张献忠等都未能在成都建立统一政权。成都的地理位置偏远，与外界的交通也相对困难，无法辐射整个西南地区。尽管成都可视为一个天然的保险箱，但一旦进入，便如同自我封闭，无法与外界建立有效联系。因此，如果蒋介石将成都作为陪都，会给外界留下自安一隅的印象，仿佛是在承认汪精卫为正统。而将重庆作为陪都，能够表达国民政府依然积极抗战的决心。重庆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长江三峡，连接长江水系，能够与江汉平原等地区保持联系，扩大其影响力。此外，重庆的城市功能比成都更为完善，尽管当时两地之间没有铁路连接，物资运输难度较大，但重庆的交通条件仍优于成都。

从士气上讲，如果蒋介石选择成都作为陪都，将被认为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承认了失败，给人留下偏安一隅的印象。因此，在上海和武汉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7年11月15日，蒋介石秘密发布了中央政府西迁的命令，并开始将重要档案、文件及人员运送到重庆。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携主要官员和中华民国的印信旗帜，正式登上永绥舰，从南京出发，前往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告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直到抗战结束。 在重庆的八年时间里，这座城市承担了政府的各项职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938年12月起，日本空军对重庆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市区大部分被炸成废墟，死伤人数达到6.3万。尽管日本曾计划从西安和武汉两方向水陆并进，试图一举攻占重庆，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参战，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重庆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蒋介石签署法令，正式确定重庆为永久陪都。 这段历史，充分展示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艰难抉择，也体现了重庆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