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吴刚

历史虚无主义者是一种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错误思潮，其本质是通过选择性否定历史、歪曲史实，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其核心目标是否定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根本价值，本质上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反动意识形态，企图动摇“四个选择”（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呼应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表明，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会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国家认同崩塌。

主要特征与表现

否定正面历史：刻意抹黑英雄人物（如污蔑毛主席、长征精神等）、否定革命正当性（如宣称“告别革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联系，试图消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连续性。

美化反面典型：为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负面人物翻案，甚至美化汪精卫等汉奸，企图颠覆历史评价体系，混淆是非界限。

碎片化叙事：利用新媒体技术肢解历史整体性，以细节争议否定宏观规律（如用“技术不可复制”质疑历史事件的客观性），瓦解历史认知的科学性。

唯心史观主导：以主观臆断替代客观规律，宣称“革命是少数人煽动”，否定人民是历史主体，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政治意图与现实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意图明确，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根基，瓦解社会共识与国家认同。其危害包括：侵蚀民众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自信，动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坏网络空间生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若放任其蔓延，将导致信念动摇、实践退缩，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对于中国的国情和数千年的积习，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没有人比毛主席和鲁迅认识得更为深刻。

毛主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在于坚持唯物史观，揭露其美化侵略、否定革命本质。面对美国《白皮书》及艾奇逊的“对华友谊论”，他逐条批驳所谓“友好”事件，指出《望厦条约》、庚子赔款等本质是侵略工具，揭露美国以“门户开放”掩盖殖民野心。针对“否定革命论”，他强调中国革命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而非人口问题，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才能解决民生问题。对“西方催化论”，他批判其将侵略包装为“技术输入”，强调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变革的真正动力。在“极权政府论”上，他阐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合法性，揭露美国抹黑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意图。毛主席坚持思想批判与中心工作结合，通过还原历史真相，帮助中国人民认清美国侵华本质，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为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鲁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聚焦于三点：一是揭露历史书写的虚伪性。在《狂人日记》中以“满本都写着‘吃人’”直指传统史书用“仁义道德”掩盖暴力本质，批判美化历史的叙事。反对割裂历史连续性，驳斥全盘否定传统的“西化派”，强调革新需立足历史脉络（如李大钊观点佐证）。二是警示解构历史的现实危害。提出“灭国先去其史”，揭露虚无主义消解民族精神根基的后果。通过《理水》中空谈“文化命脉”的学者形象，讽刺脱离实践的解构者漠视民生苦难。三是以行动对抗虚无。主张“肩住黑暗的闸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绝望中以牺牲精神为后人开辟道路。借大禹推翻旧法创立“导”的治水术，倡导立足现实、突破陈规的实践理性。鲁迅的批判始终锚定民族存续的高度：既撕破历史伪装，又以“铁屋中的呐喊”唤醒行动意志，为抵御历史虚无提供思想利器。

毛主席和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思考国家命运。

毛泽东同志通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鲁迅先生虽对旧社会的积弊深感痛心，但仍坚信革命是破除污泥浊水的必由之路，他以"革命有血污，也有婴孩"的辩证视角，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在传统士大夫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坚持为底层民众发声的立场，自然会遭遇来自旧势力的否定与攻击，这种历史境遇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鲁迅深知革命无法一蹴而就，但依然坚定支持；他直言“血污中孕育婴孩”，以血性与希望诠释信仰；即便幻想革命胜利后，自己在上海四马路身着马甲、清扫街巷，仍高呼“人民革命不可逆”。

“天之道，弱肉强食；士大夫治天下，强者为尊。毛主席与鲁迅毕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为弱者呐喊、为真理发声，却在士大夫文化中被否定、被谩骂、被‘打得粉碎’——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毛主席作为伟人，毕生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站在弱者立场推动社会变革，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价值。

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文学巨匠，以笔为剑揭露国民劣根性，批判旧文化、唤醒民众，其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刻启示意义。两位先驱者共同揭示了旧社会人民在长期压迫下形成的软弱、麻木等弱点。这种批判为后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动力，体现了对人民觉醒与解放的深切期待。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毛主席、鲁迅等历史人物，本质上是通过选择性虚无化历史，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手法包括：放大历史人物缺点、编造谣言、戏谑恶搞，甚至为反面人物翻案，以达到歪曲历史、消解民族精神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无限放大毛主席等革命领袖的个别缺点，全盘否定其功绩；或通过娱乐化手段解构英雄人物形象，瓦解其历史意义。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历史事实，更试图动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

查阅党史，阅读毛主席的生平事迹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毛主席疾恶如仇。对特权展开了生死斗争。他老人家始终坚决反对社会管理阶层以国家名义谋求特权，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提醒全党同志保持清醒头脑，防止特权思想滋生。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和权力观，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是滋生“四风”的总根源，也是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毛主席毕生致力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将其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课题。他通过多种方式方式坚决破除特权：

反对特权思想是反腐败的核心。毛主席指出特权思想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强调“反腐败必先反特权”。他要求党员干部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坚决与特权思想划清界限。在井冈山时期，他废除官兵不平等的旧军队恶习，实行官兵一致，与战士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甚至在粮食紧张时带头吃野菜。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斗争，查处多名腐败分子；延安时期，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领导人参加纺棉、种地等劳动，形成“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民主制度。

反对官僚主义是反对特权的集中体现。毛主席痛恨官僚主义，认为其根源是特权思想。他提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并用诗为官僚主义者画像，批评其脱离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他告诫全党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要求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破除官气，强调“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整党整风和人民监督是反对特权的两把利器。毛主席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同时依靠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他提出“内外夹攻”的对策：内靠整党整风，外靠人民监督。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等贪腐分子，体现了他从严治党的决心。

以身作则，树立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毛泽东一生克己奉公，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他坚持“三不许”“三不要”准则：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要求亲友“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他明确要求子女亲属不得利用其地位谋取私利。如毛岸英抗美援朝牺牲后，将其遗骨与其他志愿军战士一同安葬；对李讷等子女坚持“各守本分”，不搞特殊化。他甚至拒绝为家乡修建别墅和公路，强调“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他强调“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并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原则。例如，他回信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要求其“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体现了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毛泽东的家庭还形成了四项“特权”：为革命牺牲的特权、饱受苦难的特权、被执行纪律的特权、艰苦奋斗的特权，这些“特权”实质上是革命精神和家风的体现，而非谋取个人利益的资本。他通过自身言行树立了廉洁自律的典范，为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制度约束与思想教育并重。毛主席推动制定多项制度约束特权，如在分配上实行干部低薪制，取消职务津贴和奖金；部队军官取消军衔，办公条件、住房、乘车等方面无特殊待遇。他还通过思想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反对特权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体现在理论倡导上，更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反对特权的实践，本质上源于毛主席一生始终心系百姓疾苦、坚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的根本立场。

青少年时期，他与农民同劳动、共命运，深知百姓疾苦；革命战争年代，他明确提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深刻分析农民问题，强调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持依靠群众、接受人民监督，提出‘人民高于一切’，倾尽心血推动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治理淮河、根治血吸虫病等实践，将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农村，展现了深厚的人民情怀。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领袖。

当前，少数人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试图否定毛主席、鲁迅等历史人物，暴露出部分人未能正确认识自身根本利益，盲目跟风错误言论。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维护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就是守护民族精神根基，捍卫国家发展道路。直白一点讲，捍卫毛主席就是捍卫我们自己。

毛主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是正义的化身，他是人民的守护神。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毛主席的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彻底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反对英雄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决定力量。他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为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智慧和力量，一切工作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

二、坚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主席人民观的根本方法论，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例如，毛主席在《施政大纲》中用通俗语言修改条文，确保群众能理解并共同遵守。

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毛主席倡导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陕甘宁边区，探索民主选举、罢免、监督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他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将“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称谓融入政治生活，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四、人民利益至上：毛主席始终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求共产党人时刻关心群众利益，甚至在战争年代提出“宁可自己吃苦，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他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主张“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毛主席的人民观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是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屡次通过歪曲历史、否定革命领袖来削弱民族凝聚力。例如，有人捏造《沁园春·雪》非毛主席原创，这一谣言被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明确否认，指出其与词作风格不符。

针对毛主席的污蔑不仅限于诗词创作，更渗透到对其生活作风的恶意揣测——在经济困难时期，别有用心者断章取义，声称毛主席'顿顿吃红烧肉'，而事实上他极少吃肉，甚至拒绝接受地方赠送的羊，强调'陕西人民都有饭吃吗？你把羊带回去给人民吃'。

在军事领域，敌对势力也试图通过歪曲其战略思想来否定其历史贡献，编造毛主席打仗依赖《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而毛主席曾明确反驳：'打仗哪能靠着本本打！'并强调军事策略源于实践总结和天赋。

此外，国民党遗孤李莎受美蒋特务指使，策划刺杀毛主席的'69101计划'，企图在天安门广场引爆定时炸弹，但被特工识破并成功粉碎。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如：“知识越多越反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也被证实与毛主席无关，他始终尊重知识分子，提倡调查研究，反对浮夸作风。

这些行为本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歪曲历史、否定革命领袖来削弱民族凝聚力，破坏社会稳定。官方多次通过辟谣平台和权威资料澄清事实，强调维护毛主席形象和历史正义的重要性。

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被视为判断立场的重要标准，毛主席作为党魂、军魂、民族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其历史贡献与人民利益紧密相连。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核心，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旨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群众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知需要时间。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经历了理论与实践的复杂互动。我们研究毛主席思想需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警惕脱离语境的简单化解读。例如，对“大跃进”等历史事件的评价，既要看到其探索的初衷，也要认识到当时经验不足的局限性。这种复杂性要求研究者以严肃态度对待历史，通过字习阅读党史，深入分析史实，帮助人民群众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逐步理解自身利益所在。正如《毛泽东年谱(1949—1976)》所展现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在不断回应时代课题中形成的，其价值需在历史长河中被全面审视。

有不少人不懂，也不重视，在中国如果否定了毛主席，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从青年时代'携来百侣曾游'的豪情壮志，到晚年对历史变迁的深沉感慨，毛主席的诗词始终映照着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若否定毛主席及其思想，不仅动摇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基，更使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失去历史根基。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毛主席的离去，令举国悲恸。正如联合国大会主席在1976年9月10日召开的专门追悼会议上所言："今天，世界失去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光明的未来，也为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关于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已较为丰富。然而，在美国和西方，一些试图妖魔化毛主席的野史作品却大行其道。相比之下，从思想史、学术史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仍显不足。这表明，要深刻理解伟人的伟大，我们或许还需经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值得欣慰的是，一代代年轻人正在觉醒，《毛泽东选集》也重新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案头读物，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毛主席的智慧令人敬仰，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表示：'我的导师是毛泽东！'他从《毛泽东选集》中汲取了深刻的思想力量。如今，许多企业家和年轻人也常研读《毛泽东著作》，从中领悟伟人思想的精髓，这些智慧确实蕴含着值得后辈学习的人生哲理。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其思想体系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负责。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才能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维护。

☆ 本文作者简介：吴刚，曾用名吴绪承，湖北监利人研究生学历，自由撰稿人。从军27载，海军上校军衔。行政正团级转业至地方公安局工作后，被公安部授予公安三级警监警衔。闲暇时笔耕不辍，创作消息、通讯、小说、散文、诗歌、随感等。数十年来，有3000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等刊物发表，其中百余篇荣获军内外新闻奖、优秀征文奖。著有《海天壮歌》等多部文集。在部队和公安工作期间，先后七次荣立三等功。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