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神人兽面与文明的成熟起始

徐文宁

徐文宁，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鉴定家。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北京天物馆副馆长、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文物鉴定专家、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出版《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天物馆藏瓷》《玉佩收藏的故事》《台阁气象—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为国内20多家杂志、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拍卖信息类文章。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论文，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

我国的玉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极为丰富、一些传统纹样极具特色，非常值得我们欣赏、挖掘。兽面纹装饰便是其中的一种。兽面纹装饰的出现，曲折而又奇妙，如同其他原始纹饰一样，在新石器晚期，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玉石器、陶器、岩画石刻上。至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更是日益紧密地将它与青铜礼器文化相结合。兽面纹曾一度在《吕氏春秋·先识篇》诸典籍中，被前人称为“饕餮纹”。因而给后人留下了关于“饕餮” 纹饰渊源的众多推测。“饕餮”的研究由来已久，有关它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各持己见。

就目前出土资料，兽面纹最初是出现在玉石礼器上,但它的起源理当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中以良渚文化的玉器兽面纹最为突出典型。它区分为若干种形式，以较为具象的兽面纹与几何化的简式兽面纹并存。但是都以突出对称的大兽目和横列的口部为主要特征。有的专家举良渚玉文化中神人御兽的图案，推测“神人兽面纹”就是从其衍变而来的。

从考古文献上分析，一般都认为兽面纹属于史前东夷文化范畴。与此相对，从出土文物的实物分析，黄河中上游的仰韶、马家窑诸文化却盛行人面像。所以研究“东夷”民族集团是很有必要的。“东夷”民族据认为就是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区的史前和上古时代的居民。与之可相对应的史前考古遗存，可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北辛诸文化。兽面纹在东夷文化中，最早是出现在辽宁的红山文化玉圭上的兽面纹，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简式兽面纹。两者的年代相当，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而界于东夷文化的兽面纹与黄河中上游仰韶、马家窑诸文化的人面像之间的神人兽面纹，在1985年陕西长安张家坡17号墓出土了一件。当时断代为西周时期。青绿色。扁平状，一面光滑无纹，一面琢出浅浮雕兽面纹。兽面上部平顶似冠状，梭形眼，蒜头鼻，长方形嘴。嘴内露出两排八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内侧朝上，外侧朝下。上部两侧向外卷曲的装饰，或是兽角。双耳下有环状饰物。眼睑、双颊、上唇、下颏等处，更有细线花纹。兽面颈部的下端，有斜方格纹和一对穿孔。

这类神人兽面玉饰，在距今约4600—4000年的石家河文化有关的肖家屋脊六号瓮棺所出的神灵头像上，能找到母题。神灵头像两耳上方出钩形角，口内除四颗平齐门齿外，其两侧还露出四颗獠牙，狰狞恐怖。獠牙这一形象，有许多专家认为是融合了人与猛兽的双重特征。

那么，果真是人与猛兽的合型吗？有没有其他的文化因素解释？

从玉雕风格看，它与龙山文化传世的玉神人兽面饰同属一类风格，当归一个文化体系。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众多的兽面纹，那些亦人亦兽程式化、图案化了的“神人兽面纹”特征，无论他的命名是归于“兽面纹”还是“饕餮纹”，它与兽面纹之间却具有着一种明确的分辨特征。即神人兽面纹的嘴部都具有对称性獠牙、似乎十分凶狠。而商周时期兽面纹的饕餮形象，几乎都是“有首无身”，意外地没有了那副被世人称为残暴、贪婪的獠牙。所以，獠牙的吉凶含义，将决定性的使“神人兽面纹”归向人或兽的两大互有区别的范畴之中。即，獠牙有可能是描绘凶残的食人野兽狰狞。或，有可能是代表古代一些氏族社会的巫觋风俗特征。

根据对大汶口墓葬部分入骨的观察，男性和女性都有头部人工变形与拔牙的习俗。—般是拔去上颌两侧切牙。我国目前发现拔牙年代, 最早的是山东北辛文化(前5440～前4310 年) 中期的汶上县东贾柏村遗址，其次是大汶口文化早期(前4520～前3830 年) 。拔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为“凿齿”。如《山海经·海外南经》：“ 羿 与凿齿战于 寿华之野。 羿 射杀之，在 昆仑虚东。 羿 持弓矢，凿齿持盾。” 郭璞 注：“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名云。”《淮南子·本经训》也有：“ 尧 乃使 羿 诛凿齿于 畴华 之野。”这样的记载。这说明我国目前发现的拔牙风俗的分布区域，和拔牙后有时要安装某种獠牙，其宗教性含义或者这种风俗，与肖家屋脊六号瓮棺所出的玉神人兽面纹佩，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现象。

甲骨文中没有“牙”这个字，只有齿。而表示牙的是通假字“雅”。由此可揣见古人拔牙是源于对美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大雅的表现方式。从墓葬人骨所见的几种习俗拔牙，都在18—21岁之间的一段时间，主要是青年时期。所以有的专家根据我国台湾高山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及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中，现在还有的拔齿风俗，推测拔牙是作为青春成人仪式的一种洗礼。我们从“羿 与凿齿战于 寿华之野”句中不难看出，“凿齿”其实是一群部落的族人，他们的形象是拔牙后再安装某种獠牙。安装獠牙应该源于对某种动物的原始崇拜，并且由此形成为了族徽，被称为“凿齿”。这种獠牙动物很可能就是多产多子的野猪。强健的野猪性格暴躁，喜好单独行动。敢于与狮、虎争斗，且能时常占得上风。人相信动物或者象征神器的物品，都是有灵魂的。对比自己强大而凶猛的动物，更是必然地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并且由畏惧演生出崇拜。神人兽面玉雕件上的獠牙位置，正似将野猪的獠牙修整后装在缺齿的部位。由此推测，这种装饰是先民企图通过对半兽半神的动物崇拜，达到人与神灵两者之间彼此的沟通，而得到神力的庇佑族人的作用。

图腾，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原始社会的产物、一种文化形成的积淀。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族人的徽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的人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就有了同部落的人“别婚姻”的规定。不过，怎么才能保证这一点呢？先民把图腾以徽识的方式做成玉雕件，由族人的领袖佩带，也就成为了氏族的“族徽”。这个部落里的人，都在心底里牢记着自己所属的这个母系社会。同时佩带“族徽”的人，获得了族内人对部族长的忠贞，以及部落内的人民深信他和图腾动物之间的神灵护佑关系。由此图腾徽铭文化，在为中国文字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类开始逐步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懂得了见徽不通婚的道理。提高了人类的素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神人兽面纹应该是文明成熟的起始点；是野蛮向文明状态转变的历史见证物。

神人兽面的宗教基础是巫术。与当时的社会功利所具有的予人祸福的原始力量，以及人们对于兽面纹饰的虚幻、惧畏的紧密相连，现代将其归属于“祭祀性艺术”。这种“神徽”化的饰物，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作为圣物是顺理成章的。在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它具有沟通天地神灵作用的图腾，受先民顶礼膜拜。商周文明在神人兽面纹饰演进上，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继的关系。但，商周文明中的“巫”，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与王权合并,这可以从神人兽面本身所带有的强烈宗教色彩的下降，伴随着“巫”的衰落，留下的仅是神人兽面以形写神，充满神惧迷信的气韵生动，和它内在的精神美与静态美得以窥见。这一结论，在商周青铜纹饰中常见对称的二虎纹或龙纹拱咬一个兽面或人首的图形的演变，得到证实。《且甲鼎》的徽铭，在其对称的双虎纹中间,已用金文“王”字取代了兽面纹或人面纹。可见，人面纹与兽面纹在图型结果中是同属关系，可以互换。这一事实，给神人兽面纹原来象征神圣王权的观点，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明。到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人兽面，开始经历了原始礼俗崩溃的阶段，成了更为抽象的纯粹的装饰图案。比如用于不同材质制作的具有象征性程式化、图案化的兽面铺首。它已由其母题的宗教内涵，突破并有所创新地开始向纯艺术的装饰物过渡。

研究神人兽面纹玉佩，给我们一种启示；中国原始艺术充满着宗教气息，尤其是中国古代玉器上的某些艺术纹样，往往明显地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不要局限于前人的“饕餮纹”定式说教，而停止了自己的思考。如果潜心研究这一类纹样的话，我们将为自己打开另外一扇窗。使我们感悟到，先民的智慧和中国古老的文化习俗中的传统精髓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