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歌德《西东合集》的对话传统，中德跨文化交流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以学者之眼、行者之笔，带你探寻改变东西方交流的关键人物、伟大工程与不朽著作，见证文明相遇的每一个决定性时刻。

何马可（Marcus Hernig）

亲爱的读者，

要为一组将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往来穿梭的书信写下开端，并不容易。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谁还写信？更别说，像古代中国那样，写在沉甸甸的竹简之上。竹简，是重的。也正因为重，人们在落笔前，必须先静下心来：思考要写什么，又该写多少。 这，与当今快速的电子通讯相去甚远。我们常常写得比想得快，读得比写得快，还未细品一段文字，目光便已落入下一行。

而我，不喜欢这样的轻率。因此，我愿意重新拾起“竹简”的精神。虽不必真的去寻竹削简，却愿意让这些电子的“竹简”，慢慢形成。请放心，每一封信，都将经过深思熟虑。我希望，您愿意为它停下脚步。

然而，这个专栏的第二个挑战随即摆在我面前：这些书信，将在“亚洲与欧洲”之间往返漂移，肩负起架设桥梁的使命。所要建造的，并非沉重的混凝土之桥，而是一座思想之桥，一座精神之桥。而这，同样并不轻松。因为在动笔之前，我必须让思绪双向展开：先由西向东，再由东回西。而最终，这所有的思考还必须化作文字，并向两个方向流去。这确实是个难题，却又带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它最终呈现的形象，宛如一片银杏叶：一叶分为两瓣，却依然是一叶；二者由同一叶柄相连， 不可分割。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在他那首著名的《银杏叶》（Gingo biloba）中，曾道出东西、欧亚的不可分性：二者皆出同根。稍后，我还会再回到这一点。

扎根于欧亚，我愿带您踏上一段思想之旅。这旅程有时从西方、从欧洲启程，通向东方；有时又从东方、从亚洲出发，以西方为目的地。这个“东方”可以是中国，但并不一定总是中国。正如欧洲远远大于我的家乡德国，亚洲也比中国广袤得多。而凡是喜欢旅行的人——如我——总会因此生出继续前行、走得更远的渴望。然而，我们所行走的，并不仅仅是空间。我们同样穿越时间。这旅程将我们带向欧亚辽阔的地理空间，也带入其深沉悠远的历史深处。在路上，我们会遇见那些为欧亚之间早已萌生、并仍将继续生长的诸多事物、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这里，正是我们时代的一项特殊挑战所在——也正是在这里，写在“欧亚之间的书简上的旅程”获得了更深的意义。您愿意此刻便与我同行吗？那么，请先随我前往德国，来到1827年的小城魏玛，当时的人口大约是九千七百人。

歌德笔下那个“奇特”的中国

“这段日子里，自从没再见到您，” 歌德说道，“我读了许多书，题材各异。 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它至今仍在我心头萦绕，令人感到十分奇异。”“中文小说？”艾克曼回应道，“那想必一定很陌生吧。”歌德却轻轻摇头：“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书中人物的思想、行为与情感，和我们几乎没有区别。读久了，人反倒会很快觉得——他们与我们其实是同类。”

《歌德谈话录（全译本）》书封

两位先生继续交谈着，一边品尝那天——1827 年 1 月 31 日——这个寒冷冬日的午餐。歌德在魏玛妇人广场的城市宅邸款待了艾克曼。屋外，积雪深厚，一片静白。在可口的饭菜与几杯葡萄酒相伴之下，人们大概可以推测，那酒应是歌德最为钟爱的“符茨堡石酒”（Würzburger Stein）他们谈论着一个在当时颇为“奇特”的话题。这个话题，便是中国、一个两位先生一生未曾踏足、也永远不会踏足的遥远国度。

歌德在伊尔姆河畔的花园小屋

歌德无疑已将“中国”深深记在了心里。在随后的数月与数年间，他始终沉浸在对这个“奇特”国度的思索之中。他的谈话伙伴——约翰·彼得·艾克曼——饶有兴趣地倾听，不断提问，并在事后将这场“奇特”的谈话记录下来，使后世能够得知这一切。而在随后的岁月中，中国——这个奇特的国度，及其中同样奇特的人们——始终萦绕在歌德心头，挥之不去。就在他与艾克曼进行那场关于中国的餐桌谈话的同一年，歌德在伊尔姆河畔的小花园屋中亲手写下了一组诗篇，题为《中德四季与昼夜》（ 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编注：简体中文版杨武能译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下同）。这些诗被巧妙地编排成一年四季的循环：从春天开篇，以冬日收束；同时涵盖昼与夜的节奏。这一结构，使之成为歌德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1830 年，这组诗发表于《柏林缪斯年鉴》。

中国的歌德研究者与译者——冯至、钱春绮、杨武能，以及许许多多学者，都深深喜爱歌德的诗篇，当然也包括这组《中德四季与昼夜》。围绕这一主题，中国的大学里产生了大量博士论文。而在2015 年，中国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歌德翻译工程，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歌德译作计划之一。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卫茂平教授为核心的一批上海德语学者，立志将歌德留下的全部文字译为中文。迄今，许多卷册已经出版。在全集的第二卷中，汇聚了歌德写给“亚洲”的那些诗意情怀。这项工程至今仍在继续——译者们依旧勤勉地推进着。不仅是歌德对中国怀有亲近之感，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与歌德相近、相通——而这样的人，本应更多才是。

《歌德全集》书封

感受东方

《中德四季与昼夜》多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我。作为一名德语文学研究者，我在二十四岁、九十年代初，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又以“德语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而歌德——这位只通过平庸中文小说与诗歌译本认识中国的人，却始终是我旅途上的伴侣。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歌德在年近八十之际，仅凭这些有限的中文资料写出《中德四季与昼夜》，真是“奇特”。他的写作，其实是一场持续不息的感受、感受那位他从未谋面的“他者”。

歌德仿佛能够触摸到清代官员的劳累：那些在北京朝堂辛苦奔走的官员，一旦得以离开繁重事务，便愿意前往江南水乡，在“绿水青山之间”饮酒、赋诗。在他看来，儒家与道家并非欧洲思维所常认为的对立，而是彼此补充、彼此相含——阴与阳，一方之中早已孕育着另一方。文化涵容自然，自然又以人的形象，把文化重新带回世界。

在《中德四季与昼夜》中，歌德仿佛真切感受到江南文人群体的生趣，感受到满月倒映在深色湖面上的光辉，感受到在一个想象的园林里东西方和平、安静地相互汇合。而他对东方的情感——那只属于想象，却十分真切的情感——也与关于爱与美的图景交织在一起。

对东方的共情，是年长的歌德最鲜明的特质，那是漫长岁月中逐渐成熟的果实。然而，在德国与中国之间，还有另一种文化深深吸引着他：波斯。歌德在东方所找到的“精神上的另一半”，并不在中国，而在波斯。那是十四世纪设拉子的伟大诗人——哈菲兹（Hafis，约 1320–1390）。歌德在魏玛，凭借思想、诗意与想象，隔着数百年的时空，与哈菲兹在《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中紧紧相连。哈菲兹成了他在东方的“灵魂兄弟”。

在随后的岁月里，歌德又在想象中化身为“一位德国的文官”，坐在某个苏州园林中，与那些饮着黄酒、吟诗作乐的清代官员为伴。在他与中国文士心意相通之前，他早已成为哈菲兹的挚友；而在他与哈菲兹心灵相契之后，他又能深切体会那些清代文人——卸下北方京城的政务与责任之后，那份久违而美好的放松与自在。歌德对亚洲的共情，既深且广——从遥远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从哈菲兹到他心中所构想的苏州文士，无不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留下印迹。遗憾的是，那些在他心里仿佛如此亲近的人物，他终其一生却从未真正得以相见。

“银杏结构”的欧亚

歌德与亚洲之间那种深情的连结，在他最美的诗篇之一中找到了回声——这就是《银杏叶》（Ginkgo Biloba），那首著名的情诗——写于与好友艾克曼谈论中国的十二年前——后来被收入宏大的《西东合集》之中，成为歌德与他在东方的“诗歌孪生兄弟”——波斯诗人哈菲兹——跨越时空的对话。诗写道：

Ist es ein lebendig Wesen,

Das sich in sich selbst getrennt?

Sind es zwei, die sich erlesen,

Daß man sie als eines kennt?

这是一个生命吗，在自身中分裂成两片？

抑或原来是两位相知的伴侣，因融合而被看作是一身？

（引自杨武能译，《歌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西东合集》[二十七首]）

杨武能在译文中以“相知的两位伴侣”来呈现诗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诗中所指，未必仅仅是相爱的两个人。歌德将此诗献给他的朋友玛丽安娜·威勒默。他不仅爱着“他的”玛丽安娜，他也在心中化作“新的哈菲兹”，因对“新的苏莱卡”的爱，而在精神上从西向东旅行。然而，东亚的银杏更将这诗意延伸：它象征着“两种文化的诗性对生”，象征着它们在《西东合集》中试图实现的合一。正如乌尔里希·盖尔所解读的：诗中的“两位伴侣”，其实是一种比喻——象征着一方是欧洲文化，一方是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合在一起，便是欧亚。它们如同银杏叶的两瓣，各自成形，却共属一叶，无法分离。

在一个东西分裂似乎成了潮流的时代，在一个我们在欧洲不断谈论制度对立、经济失衡、军事扩张、网络犯罪，以及一种“人工”的智能的时代，在一个德中关系的成绩更多被放在过去式，而非现在式来叙述的时代——银杏叶，便成为一种警示。歌德那份与东方“相合”的渴望与能力，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

东西的团圆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所谓“欧亚”，其实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重新复合。因为亚洲与欧洲，本就同出一源，皆源自那片广袤的欧亚大陆。直到今天，科学界仍难以在这两大洲之间划定明确的界线。倘若当年的古希腊人不曾刻意将自身的文化，与他们眼中的波斯文化划作分界——而那个波斯，正是歌德在《西东合集》重新发现的心灵同伴——那么今日的世界上，或许根本不会有“欧洲”与“亚洲”作为彼此分离的概念！

《中国的腹感：为什么西方必须少想一些，才能更好地理解东方》，何马可著，汉堡，2015

然而，热情过度也未必是好事。历史无法改变，因此东西之间必须立足于既存的现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其总是用头脑去推理、去分析对方，并刻意维持所谓的“跨文化距离”，不如彼此感到亲近。多年来，我始终对东西之间过度的思想建构抱有怀疑。正因如此，我在2015年写过一本书，其副标题便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少想一些，才能更好地理解东方。” 这一具有解构意味的句子，在十年后的今天对我显得格外重要。它重新把我带回歌德身边：他固然也深思过东方，但他始终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受东方——即便他从未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多少欧洲政商界人士，身躯虽已抵达亚洲，心灵却从未真正踏入那里。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

18世纪的欧洲，而歌德正是那一时代的孩子，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曾拥有思想与情感上的全部自由，得以真正向东方敞开自己。那是一个思想可以无拘无束伸向远方的时代，尚未被权力、经济与政治所主导、所蒙蔽。然而，只用了六十年、也就是短短两代人的时间、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便以残酷的手段，将东西方重新推向对立。英国诗人、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那首著名的《东西方歌谣》正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诗歌开篇便带着殖民分裂与屈辱的现实：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会（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