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在豫皖苏边区的我党新四军第六支队内部，爆发了一场让全党震惊的叛变事件。第六支队的一位总队长和两名团长，联合起来，在扣押了支队干部后，率领着两千多名部队公然背叛，投靠了当时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打击的国民党反动派。

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称为耿、吴、刘叛变事件，引起了党内的高度关注。要了解叛变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从这三个人的背景说起。 一、叛变的动因 耿蕴斋，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长，他并非像许多同级干部那样，从土地革命时期就跟随党。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是国民党在肖县的区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肖县沦陷，耿蕴斋在当地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凭借自己曾担任过高官的身份，迅速获得了百姓的信任，队伍规模也快速扩展，成为当地抗日武装的主要力量之一。 我党当时正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尽管耿蕴斋曾是地主出身，并且曾是国民党的官员，党还是决定将他收编，任命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长。然而，耿蕴斋并未专注于抗日工作，反而依旧保持着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一心想着升职，这也为他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到了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和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对抗相对停滞，开始将精力转向了对我党的打击。1940年1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和李宗仁向新四军施压，要求将全部兵力调往黄河以北。我党高层识破了这是国民党想要破坏我党的意图，于是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将耿蕴斋调入第四师，并提升他为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 这一决定却成了叛变的导火索。耿蕴斋对这项调整极为不满，他原本拥有的几千人队伍，如今只剩下一个营多的规模。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情绪，他甚至没有掩饰这种不满。在命令下达不久后，他便带领部队离开司令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肖县，与另一位主要人物吴信荣开始接触。 吴信荣也是一位地主出身的人，曾在我党改编后担任第六旅副旅长。他与耿蕴斋有着相似的遭遇，一直渴望升任旅长，但组织上却另行调派了新人，这让他心生不满。吴信荣和耿蕴斋开始接触，密谋叛变。党内高层高度关注二人的动向，并开始对他们是否有叛乱倾向进行讨论。由于二人在当地的声望较高，直接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大动荡，因此中央决定派遣黄思沛去劝说他们归队。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党内的预料。当黄思沛向刘子仁传达上级指示时，刘子仁表面上表示服从，但私下却把上级的计划告诉了耿、吴二人。刘子仁，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担任过旅长，后加入我军，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素养。本应成为党内的模范人物，然而，在严峻的战斗压力下，他选择了叛变。 二、计划实施 1940年12月9日，刘子仁与耿蕴斋、吴信荣在肖县会面，商讨叛变计划。当地的地委书记李忠道早已察觉到这一情况，并试图劝阻，但始终未能成功。党内派遣了吴芝圃前往劝说三人回归，并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如果劝说无果，就会使用武力。 12月10日，吴芝圃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计划通过宴会再次劝说耿、吴二人。然而，刘子仁通过间谍获取了这一消息，并立刻传递给耿、吴二人，警告他们吴芝圃可能会设陷阱。因此，三人决定在吴芝圃采取行动之前，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

叛乱爆发的那天，徐春阳回忆说，凌晨时分他们突然发现哨卡增多，随后听到枪声，随即陷入混乱。第二天，徐春阳发现自己所在的部队干部被关押起来，而叛军开始控制局面。吴芝圃也被叛军扣押，并在夜里被带去与耿、吴、刘三人会面。 在会面中，吴芝圃表现得非常镇定，并严正指出耿、吴二人背叛党和人民的行为，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叛乱行为。然而，耿、吴二人并未完全反驳，只是转而表示他们只是对某些领导不满。尽管如此，刘子仁依然决定杀掉吴芝圃，但在权衡过后，他们决定暂时不动手，继续商讨。 三、血战突围 随着叛乱形势的发展，蔡泳政委与一批红军干部成功突围，逃向我军阵地。尽管在突围过程中遭遇了伤亡，但他们最终成功摆脱了刘子仁的追击。 四、严惩不贷 中央决定对叛军进行围歼，并向肖县派遣第五旅第十四团和第六旅第十六团进行围剿。最终，耿蕴斋、吴信荣和刘子仁的叛军被全歼，他们三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五、三人最终下场 叛乱事件结束后，耿蕴斋被国民党授予了少将司令职务，但他并未真正掌握实权，最终被刘子仁取而代之，并因为犯错被踢出军队，最后过上了务农的生活。吴信荣则在1942年被国民党特务毒死。刘子仁则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策动过一次反叛，但最终在1949年被迫投降，经过长时间的审判，他被送往西南军政大学，直到1980年才被撤销死刑。 这场叛乱事件让全党震惊，但也证明了党在面对背叛时的决心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