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听之极真切”的跨国放送

1927年3月3日夜，一道电波从苏联海参崴发出，到达700公里外的沈阳。三天后，《顺天时报》刊载报道《海参崴放送局 放送中国音曲》：

“东方社奉天五日电云 海参崴无线电话放送局，三日夜放送中国音曲二小时。复放送中国语之反帝国主义讲演，奉天方面听之极真切，该讲演中列强就中对英国之对华政策，攻击不遗余力，系为向中国人宣传反英态度者。”

《顺天时报》和“东方社”均为日本在华新闻机构，未写明“听之极真切”的“奉天方面”是哪一方面？“放送中国音曲”的苏联“海参崴无线电话放送局”到底是哪个局？这一放一收的跨国广播事件，随着近百年前的电波逸散无踪，直到本文作者在整理研究一份名为《工人之路》的苏联中文报纸时，发现了这段“放送中国语之反帝国主义讲演”的源流，连带驻苏中国干部在苏联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实践、在苏华工的教育动员及苏联报刊与广播事业发展等背景，据此还原中国共产党人始于1926年的跨国宣传及自办电台探索。

《工人之路》报纸

苏联《工人之路》报

苏联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创刊于1922年3月1日的赤塔，主办方是苏联共产党远东边疆委员会、苏联职工会远东边疆职工苏维埃，“为教育华工、指导华工和便利华工的消息起见，特别为华工出版报纸”，当时中文报名写作《华工醒时报》，俄文报名为《Рабочий Луть》（中译即“工人之路”），1924年，编辑部搬到海参崴，中文报名统一改为《工人之路》，1929年搬到伯力，1938年4月停刊，是苏联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上海宣传、党史部门及中共党团创始人后人历经多年努力，于建党百年之际从俄罗斯陆续寻获《华工醒时报》及《工人之路》报样，经初步整理和研究，发现其记载了中共早期党团员在苏俄学习工作、奋斗牺牲的事迹，留存了李大钊、邓中夏、何今亮（即汪寿华烈士）的珍贵遗墨，反映了数十万华人华工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生活，梁柏台、王奇岳、张孑余、华林、任作民、刘伯青、周达文、俞秀松、卢贻松等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编辑记者团队，在异国他乡担任党政工会干部和办报宣传动员的经历，也为中共党史、新闻史、侨史特殊罕见。

苏联中文报纸《工人之路》（以下简称《工人之路》）的主要读者是苏联远东的中国干部和十余万华工，中国编辑大都在国内办过报做过工运，在苏联接受训练后，分配至远东，以《工人之路》编辑部为枢纽，成为“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煽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员”，而刚刚兴起的“无线电话”，推动这些能写稿善讲演的中共党团员，得以尝试“报台合一”的融媒体宣传术。

“播扬吾之目的宗旨使对方收纳”

《工人之路》创刊于1922年3月，苏联、法国和英国的国营电台也从这一年开始播音。列宁重视新兴的广播技术，1922年5月致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人们的现场讲话播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也完全有可能使用千百个收音机，使共和国内千百处远离莫斯科几百俄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远离几千俄里的地方收听到莫斯科的讲话、报告和讲座”。9月17日，设在莫斯科的中央无线电话台正式播音，1000英里的发送范围，覆盖了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西欧很多国家也能听到。11月17日，这座可以超越国界的电台被命名为“共产国际广播电台”。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信中“无线电广播”、“收音机”为后来翻译，当时中译并不统一。以上海的美商开洛公司历年《申报》广告为例，先后为“无线电话播送台”（1925年）、“无线电话播送电台”（1926年）、“无线电话播音台”（1926年），1926年元旦，《申报》广告里出现了“无线电话广播电台每日分时播送”。在中国东北地区，从日语而来的“放送”更为通行。1926年7月，参与中国早期广播电台筹建的吴梯青提出，“惟余之私见，以为放送二字，不如广播二字妥适。因放送二字，其意义限于片面的，放罢送出，则其责已尽。广播二字，似有播扬吾之目的宗旨使对方收纳之意。故中国方面，现在用语为广播二字，余以为较之放送为妥洽也”。

“为使一切宣传工作能够深入群众”

在《工人之路》，“无线电话”四个字，最早出现于1926年2月刊登的海参崴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工作计划，“为使一切宣传工作能够深入群众，应设法使一切宣传工作的技术和设备完备丰富”，“为增加俱乐部的娱乐，在最近应设法作组织音乐队或设置无线电话的运动”，还提出“译报团应每日不间断的翻译重要电报”。在这份工作计划里，“设置无线电话”和组织音乐队并列，是为增加“娱乐”。

这一年的4月，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上级部门“海参崴府职工会”即连开五天工作讨论大会，列出了十六项“文化运动的工作”，最后一项是“无线电建设问题”，提出“要用东方语言在东方工人当中作报告”。从上级职工会到苏联第一个中国工人俱乐部，都注意到了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海参崴中国干部准备设置的广播电台，起初的定位偏向于文化教育和娱乐，针对主要收听受众，确立了“用东方语言”的播音原则。

1927年3月23日，《工人之路》“工人生活”栏目报道《五一俱乐部装设无线电话》：

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在海参崴是中国工人教育、娱乐的唯一机关，俱乐部办事的职员，对于部务非常热心，所以有蒸蒸日上之势，现在俱乐部的执事人员，感觉到没有无线电话，各地的消息不能直达俱乐部，特募集一笔款子来装设无线电话，听说已于本月十一日上午由华工指导处总指导员卜润舟同志和无线电站签订合同，马上就可装好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干部对新兴广播电台的认识不断在变化，从文化娱乐设施转向“在东方工人中作报告”的宣传教育工具，又随着中国国内的大革命形势，发现了无线电广播及时接收和传达时事信息的便捷迅速，主观认识和客观形势的叠加作用，自然使中国干部在苏联的第一次播音，变成了政治时事宣传，而无线电波的技术特性，将宣传内容扩展到了意想不到的地域和人群。

“用无线电转达到各地方去”

就在“无线电话”机器装好的当口，传来了北伐军占领上海的消息，远东中国工人集会庆祝，中国干部的大会演讲稿，以往都会整理成文字，陆续登上《工人之路》的版面，这一次有了自己的“无线电站”，并且就安装在远东中国干部和华工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演讲者乘势变成播音员。《工人之路》报1927年3月31日报道《五一俱乐部发无线电话》，全文如下：

五一俱乐部为使各地中国市民工人等知道这次北伐军占领上海的详情起见，特于二十四日晚六时在无线电站，报告北伐军占领上海的经过，由王奇岳、丁山、卜润舟三同志作报告。用无线电转达到各地方去。

王奇岳，重庆綦江人，革命烈士。1920年赴法留学，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海参崴从事华工工作，先后担任苏联共产党海参崴中国小组组长、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主任、海参崴苏维埃党校中国部主任等职。从1924年11月开始，以“雨红”之名在头版评论、本埠要闻、党的生活、团的生活、苏维埃的建设、工人生活、问题回答等栏目发文三十余篇，涉及马克思论中国、巴黎公社教训、十月革命胜利、列宁生平著述、苏联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东中国工人的地位和使命等内容，是《工人之路》的重要作者。

丁山，即刘伯青（也作刘伯清），在北京大学追随李大钊先生，担任过《向导》、《工人周刊》发行人，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秘书，“二七”后参与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1924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王奇岳同学，1927年2月7日，丁山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工人之路》头版社论《在苏联的中国工人应该怎样纪念第四周年的“二七”？》，“四一二”政变后，丁山在撰写头版社论《蒋介石反了》，并发表了李大钊旅苏期间写下的一首新诗《进攻》。1927年9月起担任《工人之路》第九任主编（1927年9月15日第204期-1930年9月13日第535期）。

卜润舟，1922年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地方团组织人，后去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任教，“二七”前夜被捕，1926年1月到苏联，此番播音时任苏联远东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处总指导员”，刚刚当选为海参崴城市苏维埃的正式代表。

1927年3月24日晚六时，“王奇岳、丁山、卜润舟三同志”，在苏联海参崴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无线电站”，“报告北伐军占领上海的经过”，应为中共党史、新闻史及广播史上首次明确记载播音时间、地点、播音者的宣传广播。这三位最早的“播音员”，来到苏联的路径均不相同，之后的个人命运更是迥异，此时的共同身份是苏联地方上的党和工会干部，从“以俄为师”到在俄实训，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聚合到播音话筒之前，尝试一种刚刚兴起的宣传技术。

“听者如亲临前敌观战一样”

目前尚未搜寻到3月24日播音的摄影胶片、钢丝录音等声画留存，凭借《工人之路》前后几天的相关报道，可大致了解这次报告的内容及背景。

《“五一”俱乐部庆祝大会》：“‘五一’俱乐部于二十二日晚七时，举行庆祝北伐军占领上海大会，到六百余人，由王鸿勋、王奇岳两同志报告北伐军占领上海的意义，报告毕，有云一村、卜润舟、吴良才、芦云芳、傅好义诸同志相继发言，各同志对于北伐军占领上海的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听者如亲临前敌观战一样云。”

《北戏园的庆祝大会》：“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处于二十三日晚七时半，召集旅崴华工，在北戏园子举行庆祝大会，到工人八百余人”，“首由卜润舟同志报告北伐军占领上海的详情，和上海工人帮助革命军的经过。”

在远东，开会是各级干部的重要工作，也是华工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1927年元月开始，列宁逝世三周年、“二七”四周年、“三月十二日”俄国革命十周年纪念和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巴黎公社纪念日相继到来，都会反映在《工人之路》报上，各新闻栏目报道远东本地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大会、城市苏维埃大会、职工会会议、妇女大会，头版配合相应社论，如《列宁逝世三周年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在苏联的中国工人应该怎样纪念第四周年的“二七”？》、《妇女解放是东方民族解放的道路》、《三月十二日的两个重大意义》、《我们应怎样的去纪念“巴黎公社”》等。这一时期的会议演讲和头版社论，从破题由头到结语呼吁，千言万语，归结到中国革命。丁山在《工人之路》发表的首篇社论即为典型：

在苏联国家内的中国工人，更应该随时研究中国和国际的政治事件，训练自身的能力，丰富自己的革命理论以养成锋利的革命工具，准备回到中国去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

动员在苏华工，支援中国革命，不仅是这一时期的宣传宗旨，也被编辑部内外的中国干部身体力行。上文发表十天后，苏联共产党边疆省委员会中国部主任梁柏台致信省委，“我希望回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因为那里的工作更需要我”，再过十天，时任《工人之路》主编张孑余发表头版社论《占领上海是世界革命顶紧要的工作》，随后就消失在版面和远东的一切事务中，最终以“张华”之名在武汉牺牲。此时，远东华工事业的开创者何今亮已经再次回国，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再过十几天，就将以“汪寿华”之名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烈士。由此开始，《工人之路》编辑部成员和主要作者，逐渐形成一个前赴后继的烈士群体。在苏中国干部的政治站位和工作目标，决定了第一次播音，和商业或娱乐性质的电台完全不同，他们在撰稿和播音时真心激扬，方可使“听者如亲临前敌观战一样”。

临近三月，北伐军逼近江南地界，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工人之路》版面迅即响应，头版特设“专电”栏目，至少一半篇幅为“中国快讯”，及时报道国内消息，社论则聚焦上海方面的动向，连续发表《占领上海是世界革命顶紧要的工作》、《谁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国民政府！》、《庆祝北伐军占领上海与哀吊帝国主义枪杀的南京市民》、《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的帝国主义》等文章。

同一阶段，《工人之路》开始运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新闻照片，1927年2月22日刊载“汉口反对英帝国主义市民大会”照片，招展的旗帜、主席台的横幅、演讲的军人、露天会场聚集的市民清晰可见，这也是《工人之路》创刊以来首次印刷新闻照片，随后又每期刊发一至数张新闻图片，如“国民革命军进攻苏州的形势”、“在南京被白党击沉之列宁号”、“英帝国主义监督直奉军残杀上海工人”、“意大义（利）在上海的军队及英军陈列的大炮”等。借助光电技术手段——很可能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图片传真——《工人之路》报实现了从文字到图像的视觉呈现，接下来，就轮到用时兴的无线电传音术，让来自苏联的赤色电波远征四方了。

“传到张作霖耳中的无线电话”

我们二十三日晚在西南崴子无线电台，从无线电话中又做了一次宣传工作。这次宣传目录，是劳动保护、报纸的意义、中国革命战况、职工讲习所的工作，以及别的游艺。据闻张作霖卧室中也有一架无线电话机，恰恰我们的报告中，颠来倒去，总是数说的张作霖的罪状。电话刚刚打到他的卧室了。张作霖听了这些话，是气呢？是愧呢？还是吹胡子瞪眼睛骂呢？不得而知。然而，我们既然知道了他卧室中有这一件科学的怪物，就得要不断的使用无线电话对于改善不能的红胡子强迫施行一点政治教育！

本文作者在整理《工人之路》时发现，1926年12月27日“时评”《传到张作霖耳中的无线电话》，透露了一场更早发生的跨国宣传。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无线电站”要于第二年即1927年3月下旬才装好，这个“从无线电话中又做了一次宣传工作”以致“传到张作霖耳中的无线电话”，到底从何而来？

此文的作者和消息来源未知。依照《工人之路》行文惯例，时评中直写“我们”，应为编辑部主编等自称。此时，《工人之路》主编为张孑余（第六任编辑，1925年1月21日第76期-1927年2月28日第178期），有些党史材料错写成“张子余”。张孑余早期在日本留学，曾任《湖广新报》主编，领导过武汉地区工人罢工，“二七”前夕入党，任《真报》主编，遭通缉后逃至上海，后到海参崴。历经国内斗争洗礼，张孑余有着更开阔的视野，代表了这一时期《工人之路》立足异乡、剑指故土的媒体立场。

海参崴是苏维埃俄罗斯在远东即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口岸，是中俄韩交界的地方，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是中东铁路的起点，所以这个地方的重要，是无论谁都承认的。我们在海参崴的工友，肩头上就感觉担负了两种重大责任：（一）拥护苏维埃政治，并谋其国力发展的责任。（二）打破各资本国家在太平洋上的支配势力和夺取海上管理权于无产阶级手里的责任。

在这篇《海参崴的地势和海参崴工友的责任》社论中，张孑余将“顶便利的邮船、电信、无线电信、海底电信、飞行机、各种交通器具”都列为“海上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地非同一般，在苏联工作生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事物显然有更多亲身体认。十月革命后，苏俄重视建设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地缘相近的中国东北，也被纳入通讯网络。“海参崴、哈尔滨、哈巴罗夫克三处，不久即设立有规律之无线电交通云”。12月23日晚据称发生在张作霖卧室的收听事件，27日出版的《工人之路》已发表时评，消息如此之快，只能靠苏联与当时中国国内的电讯传信。

广播无国界，如果地理或波段相近，时而发生串台收听或相互干扰。曾有人在北京搜听各地电台，同时记录了日、韩、苏联、菲律宾、新加坡的海外信号，制作了一张《远东放送电台一览表》，其中奉天广播电台波长425米、功率2000瓦、三管以上收音机均甚清晰，海参崴“苏维埃广播俱乐部”的呼号KLZD、波长455米、功率未知、收听困难。此表共测评十七家中外电台，海参崴“苏维埃广播俱乐部”发送波长最为接近奉天台。

奉天即今沈阳。1925年，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公署批准颁发了《广播无线电条例》、《装设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这三个法规对于促进中国早期广播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27年8月底，《申报》报道奉天广播无线电台“正式放送音乐，时间为九时至十时，波长四百二十米突”，“创建之初，奉天城听户为850户”。有记载称长官公署铺设有直通广播电台的“摄音专线”，《工人之路》所称“据闻张作霖卧室中也有一架无线电话机”应有根据，即使当时奉天台尚未播音，在调谐搜台时听到八百公里外“颠来倒去，总是数说的张作霖的罪状”的苏联广播也是合理。

结语

综上所述，1926年12月23日晚，在苏联的中国干部借助位于海参崴“西南崴子”的广播电台“又做了一次宣传工作”，此“打到张作霖卧室的无线电话”，可能是呼号KLZD、波长455米的海参崴“苏维埃广播俱乐部”。由于西南崴子离海参崴中国人聚居区路途遥远，因此才有“现在俱乐部的执事人员，感觉到没有无线电话，各地的消息不能直达俱乐部”之意见，促成了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在三个月后筹资自装无线电，同时还解决了新闻照片的无线电传设备，使《工人之路》拥有了迅速获取全世界新闻电讯及传真照片的能力。这次“传到张作霖耳中的无线电话”，未必是中国干部第一次去播音，却是一次有收听反馈记录的跨国宣传，可与三个月后即1927年3月3日的海参崴“放送中国语之反帝国主义讲演，奉天方面听之极真切”、3月24日晚六时的海参崴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无线电站”开播，共同组成中国共产党人在海外进行广播宣传实践的实证。苏联远东的无线电宣传由此开端规模，中国干部在苏联的新闻传播实践，走上了“报台合一融媒体”道路，一场持续多年、波及中苏日等国的太平洋电波攻防战也随即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