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这座英雄的城市，曾是抗战时期第9战区长官部的所在地。它经历了日军四次猛烈的进攻，虽然最终未能保卫下来，但它在抗战中的地位却始终不可动摇。对于长沙而言，守住这座城市不仅是战略上的要求，还是象征性的意义所在。然而，即便这座城市再重要，它也不应成为战略和战术施展的羁绊。简单来说，战争的胜败不能仅仅依据一座城市的得失来判断。若遵循这一原则，战略和战术的部署就能更加灵活，机动性强。以武汉会战为例，虽然当时口号是保卫大武汉，但实际战术却是守武汉而不在武汉作战，这便是遵循了不因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论成败的原则，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如果不遵循这一原则，战略和战术的执行就会被局限，陷入被动。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薛岳过于看重长沙的象征意义。最初，他热血冲动，决定与日军在汨罗江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但最终失败后，他又决定死守长沙，结果导致了第74军遭遇重大损失。幸好，陈诚指挥的第6战区在宜昌采取了围魏救赵战术，成功重创日军13师团，迫使已经占领长沙的日军撤退。如果没有陈诚的及时援助，长沙早在第二次会战中就已丢失。为什么薛岳在湘北会战中成功地打击了冈村宁次，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放弃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成熟战术，反而选择与日军在汨罗江打消耗战呢？

在湘北会战中，第9战区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取得了显著成效。日军在捞刀河时就已经意识到，长沙的进攻注定会失败，因为看似溃败的第9战区部队实际上是在执行有计划的转进。这种战略意图使得冈村宁次在日军进军至捞刀河时，命令部队全线撤退。但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却放弃了这一行之有效的战术，选择与日军在汨罗江进行消耗战。为什么薛岳没有继续使用他在湘北会战中的战术？原因可能是当时接替园部和一郎担任11军司令官的阿南惟几在进攻长沙时，采取了更为集中的兵力部署，并在进攻前利用诈术迷惑了薛岳，让他误以为日军只是扫荡而非进攻。这一误判在战局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败。

阿南惟几的战术确实有一定变化。他在兵力调动上做出了更加集中的部署，并通过假行动误导了薛岳。但整体来看，日军的战术并没有显著创新，仍然与湘北会战时的策略相似。第9战区早已察觉到日军的进攻，甚至提前请求重庆增援。但日军在发动进攻前拉夫，兵车粮车络绎不绝，暴露了进攻意图，而第9战区虽然预见到了这一点，但忽略了从宜昌调来的日军13师团116联队，导致他们在开战初期就未能做好充足的准备。

在战前，由于阿南惟几的诈术，日军的第6师团被调去大云山扫荡，薛岳和杨森误认为日军只是进行扫荡，未曾及时做好战备。战斗一旦打响，驻守新墙河的部队被抽调去支援大云山，导致防线空虚，日军快速突破并直逼汨罗江防线。薛岳原定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需要先通过节节抗击来拖延时间，消耗日军的兵力和后勤。但由于新墙河的空虚，未能有效拖延敌军，导致日军在突破防线后仍有足够的战力。这是薛岳部署的第26军和37军在汨罗江南岸的防守失误。

薛岳的错误不仅仅在于战术的失误，他还忽视了日军擅长的包围战术。日军通过向第9战区右翼发起攻击，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包围，进而压缩我军至洞庭湖东岸。为了应对这种包围战术，我军应当通过外线出击对日军进行侧击，但薛岳却错误地将第26军部署在内线，使得他们难以有效跳出外线战场。这一错误严重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此外，薛岳在指挥第十军时也犯了致命错误。第十军原本应当负责长沙和岳麓山的防守，但薛岳决定将其调往金井一线，结果使得第十军无法发挥其应有的防御作用。甚至在金井战斗中，李玉堂的第十军并未得到充分指挥，导致兵力分散，损失惨重。最后，第十军仅剩下少数部队，李玉堂凭借经验得以成功突围，而第9战区的其他部队也已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薛岳仍然坚持将第74军部署在内线作战，这样的部署无疑给日军提供了包围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战局的危机。尽管如此，幸好第79军及时到达并参与了长沙的防守，阻止了日军的进攻。 综上所述，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犯了多个指挥失误：他忽视了日军的包围战术，错误地部署了部队，且未能及时调整战略。最终，尽管依靠第6战区的围魏救赵战术和一些及时的增援，长沙得以守住，但薛岳的指挥仍然存在显著问题。幸运的是，他从这场战斗中汲取了教训，改进了战术，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