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中，嘉靖皇帝的统治时期充满了变革与争议。特别是在他竭尽全力让自己已故的父亲进入太庙的过程中，嘉靖也对太庙的配享人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配享太庙人员的调整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关于太庙配享人员的讨论在朝廷内引发了巨大的波动。嘉靖皇帝认为，姚广孝作为一名佛教徒，与其他儒家功臣一起被列为太庙配享人员似乎不太合适。因此，他决定命令大臣们对此进行讨论。虽然表面上是让大臣们自由讨论，实际上结果早已注定，因为皇帝的决定通常具有绝对权威。最终，姚广孝被撤出太庙配享人员名单。 嘉靖皇帝做出这一决定，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从传统礼制来看，明朝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在儒家礼仪中，太庙是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配享的人员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姚广孝作为佛教徒，加入太庙显然与儒家礼仪发生冲突。其次，嘉靖本人深受道教影响，对佛教本就没有好感。个人信仰的影响，使得姚广孝在太庙中的位置显得不稳固。此外，随着程朱理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姚广孝身为佛教徒，并且曾公开攻击儒家思想，这使得他在朝野中的支持度逐渐下降。再者，随着明朝社会逐渐安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建文帝，反对明成祖的篡位。而作为协助成祖篡位的姚广孝，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由此，他的形象变得极为负面，这也为他的撤销铺平了道路。

到了嘉靖十年，大臣们提议，经过讨论，一位新的人物被推选为太庙配享人员，那就是刘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刘伯温。刘基为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立下赫赫战功，屡献奇谋，在军中有子房之称，被比作西汉的张良。鉴于他的卓越贡献，嘉靖皇帝同意将刘基列入太庙配享名单。 配享人员的进一步变动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另一位人物郭英被纳入太庙配享名单。郭英是明初的一位将领，虽然他的功勋在当时的功臣中并不显赫，但由于他在三朝中都有显著的贡献，特别是在大礼议争执和太庙改革中，为嘉靖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得到了嘉靖的重用。为了回报郭英的忠诚，嘉靖同意将他列入太庙配享人员名单。尽管一些大臣对此表示反对，但在皇帝的权威面前，这些反对声音最终未能改变结果。 此外，嘉靖还下令重新调整太庙配享人员的排位，不论是明太祖朝还是明成祖朝的功臣，都要根据封爵的高低重新排序。经过调整，最终确认的配享人员名单共有17位，加上21位公王配享人员，总数达到38位。这份名单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

明朝配享太庙的要求 与前朝相比，明朝在配享太庙方面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明朝的配享人员严格限定为开国功臣，即只有为建立明朝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才能成为太庙配享人员。与之不同的是，在唐朝等其他朝代，配享太庙的功臣不限于开国功臣，只要在国家安定后做出杰出贡献的文臣武将，也能进入太庙享受祭祀。明朝对这一点的要求则显得更加严格，只有开国功臣才具备配享资格。 其次，明朝对配享人员的要求非常注重武功。明朝历来重视武将，几乎所有配享太庙的人物都是军事功臣。即使像刘基和姚广孝这样在文官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能被列入太庙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策划战略、出谋划策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等同于军功。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对文臣的重视显得相对较少，文臣进入太庙的机会很少。尽管有一些大臣提议，应该效法其他朝代，增加文臣进入太庙的机会，并且不应仅限于开国功臣，甚至守城有功的将领也应考虑进入太庙，但这些建议最终都未能被采纳。 这种严格的配享规定，深刻反映了明朝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格局。明朝建立初期，战乱不断，武将的作用尤为关键，朱元璋和朱棣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的武力，因此对武将的重视自然是必然的。尽管随着明朝逐渐安定，文臣的地位日益上升，但这一历史传统却始终未能改变。

总的来说，嘉靖年间对太庙配享人员的调整，反映了明朝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为我们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