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老覃写过一篇名为《刘伯承带病作检讨是彭德怀要求的？多少年了，这件事应该讲清楚了》的文章，提到1933年2月红军发动第四次反围剿时，军神刘伯承和战神彭德怀在战场上的表现。更早之前，老覃也写过《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其中谈到刘伯承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在宁都会议上主张撤掉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最终取消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早期，刘伯承曾经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存有疑虑。 然而，革命实践不断证明，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刘伯承最终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方向，因此后来他坚定转向支持毛主席。此后，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教条主义路线逐渐显露问题，刘伯承在反对中央局《作战新计划》以及其他战略层面的错误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撰写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理论文章，为周恩来、朱德领导红军赢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全面突破红军的数道防线，形势愈发危险。但留洋派仍坚持错误战略，导致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刘伯承坚定支持毛主席的游击战略，坚决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教条主义和专断作风，因此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改任第5军团参谋长。相比之下，彭德怀在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刚烈、更为突出。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改变了以往打法，采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方式稳步推进。但博古、李德却强令红军采用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硬碰硬地与敌人进行堡垒战、消耗战。彭德怀对此愤怒至极，他拍案痛骂：我们过去打仗，讲究扬长避短，靠的是突然袭击，灵活机动。现在却反过来用我们的弱项去对付敌人最强的地方，这种硬打硬拼，不败才怪！1934年4月1日，他写信给军委，要求改变战法，派出游击队深入敌后破坏，从而应对第五次围剿。然而李德等人根本不理会。

1934年4月10日，广昌失守，彭德怀怒火中烧，冲进会场痛骂李德是只会用地图指挥打仗的战术家，更怒斥他崽卖爷田心不痛！刘伯承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军人物，他们与毛主席一样，都是红军的奠基者，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因此成为毛泽东思想最忠诚的拥护者。 老覃前两天写过《1929年，林彪四战四败，红四军军部差点被端，毛主席仍重用他如故》，提到林彪是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的青年将领。然而，当毛主席受到教条主义者排挤而暂时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后，林彪也陷入迷惘。起初，博古、李德抛弃毛主席的灵活机动战术，坚持攻打大城市、打大仗、硬仗，作为一军团统帅的林彪心中焦虑不安，于是与政治委员聂荣臻共同起草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呈交军委，希望重新采用毛主席的运动游击战，以灵动打法击败敌军。

然而，当李德强硬宣布：凡是不满中央指挥、反对‘短促突击’战术的人，一律严惩！林彪立刻改变态度，毫不犹豫地执行起这一战术。为了表现对短促突击的绝对支持，他甚至主动邀请李德到一军团讲授该战术的要点。听完李德的讲课后，林彪还特地写了《论短促突击》的心得文章，发表在中央军委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以表决心。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但面对李德的压迫，两人的态度却天差地别。毛主席曾痛心地说：一个硬汉子，一个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