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中回忆道：我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光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如果能活下来，几乎都能晋升为中将。这是因为第一期的招生人数较少，而且从一开始就参与战斗：总共有六百多人，在第一次东征中，便有二百多名学员伤亡；第二次东征后，仅剩一百四十人，加上北伐时期的战斗损失，活到1949年并进入战犯管理所的黄埔一期学员并不多——其中还有一些是将他们捉进战犯管理所的。沈醉可能有些统计上的误差，或者是他与某些黄埔一期生并不熟悉。笔者查阅了特赦战犯的名单，发现其中至少有十三个黄埔一期生，而黄埔四期生的数量相对较少，原因也在于黄埔军校不断扩大招生，黄埔四期的学员就多达两千六百五十四人。黄埔一期的幸存者基本都能成为中将，而黄埔四期中，除了一些突出的人物能晋升为中将，其余的即使晋升，也很难成为少将；而要想进功德林这样的高级战犯管理所，文官至少需要达到厅长级，武官至少需要少将级别，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少将都能进入功德林。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两位黄埔四期生非常著名。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位在黄埔军校入学时曾住在同一个宿舍，后来却在黄埔同学的带领下，被分别俘虏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们成了功德林学员，这一切仿佛命运的捉弄。事实上，从1947年到1975年，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并不只有北京的功德林，抚顺、重庆、西安、太原、济南、呼和浩特等地都有类似的设施，直到1955年和1956年，各地的高级战犯才陆续集中到功德林。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就是在1956年才进入功德林。在此之前，他们分别在昆明陆军监狱、重庆白公馆、松林坡看守所、石板坡重庆市监狱和中美合作所旧址等地待了好几年。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两位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被俘的黄埔四期生：文强和我是军统局的老同事，也就是大家所称的‘军统特务’。

沈醉回忆说，文强是他的老乡、军统老同事，还曾担任过军统局东北九省督导室主任。但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却否认自己曾担任过此职务。他表示自己确实当过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等职，后期还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的中将主任，并曾参与徐州前线的指挥。沈醉与文强并非同一辈分：文强是戴笠的念观兄，也是军统局少数几位中将之一，而沈醉则是戴笠的徒弟，刚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不久，就在云南起义时签署了起义通电。文强的回忆更为详细，他提到抗战胜利后，林彪和李运昌率领部队守住山海关，而他则作为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带领一批人飞往锦州，成为最早到东北的中将之一。

文强曾在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督察处处长，司令员正是杜聿明。他回忆起当时与林彪和其他同学一起住在黄埔军校的新生宿舍，这时还没有进行科目分班，大家只是按学生队进行集合和操练。后来，文强被分到政治科，而林彪和其他几位则进入了步兵科。如果文强当时没选政治科，也许他就不会成为军统的一员，也难以从事参谋工作，而有可能直接带兵成为军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提到：1925年八月，我进了黄埔军校，分到了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我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住在同一个宿舍。

有一次，文强与林彪发生了小冲突，因为林彪的枪支走火，误伤了林伟俦的枕头。幸好林伟俦当时出去打水，否则他可能就遭遇不测。文强将此事报告了值星官，结果林彪和他发生了争执，但两人最后还是和解了。林伟俦在塔山战役时曾担任蒋军总指挥之一，但他在战斗中受伤，几乎丧命。最终，他的下铺同学，即文强，竟成为了黄埔四期的同宿舍同学，并在战后成功进入了功德林。

文强回忆起自己与林彪在南昌起义时的情景，当时他是上校，林彪则是上尉，虽然两人曾有过争执，但他们最终化解了矛盾。文强曾开玩笑地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看到你笑脸真好。这段友情深刻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性格：林彪宽宏大度，而文强则往往在细节上更为谨慎。两人不同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文强在被特赦后，加入了全国政协，成为文史专员；而林伟俦则在1961年获得特赦，转行担任广东省政协文史专员。

文强出狱后的人生似乎比他的同学们更为顺利。虽然他一度受到许多困难，但他认为自己的后半生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的子孙在国内外自由发展，生活美满。他认为这一切都与自己走过的道路息息相关。尽管他与林伟俦和其他黄埔同学的命运不同，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生活得更加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