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李宗仁对汤恩伯的评价尤为有分量，因为两人曾在台儿庄大战后一直合作，直到李宗仁调离第5战区出任汉中行营主任，共同度过了近七年时间，彼此的了解非常深入。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他几乎把汤恩伯批评得一无是处，指责他畏战、不服从命令、推卸责任、草菅人命等，概括来说就是跋扈。然而，李宗仁的这种看法并未被所有人认同。比如，李宗仁的亲密伙伴白崇禧就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汤恩伯通晓战术，尤其是擅长结合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法，这让日军对其深感恐惧。事实上，日军也确实把汤恩伯当作头号敌人，冈村宁次的战记中多次提到这一点。汤恩伯不仅在南口之战和台儿庄之战中表现出色，在武汉会战中，他的战功也是第9战区最为突出的一位。即使在五大主力崭露头角之前，汤恩伯的13军就已经是头号主力。

既然白崇禧是与李宗仁同属新桂系的核心人物，按理说他不应该与李宗仁在汤恩伯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事实上，白崇禧与李宗仁评价汤恩伯的角度不同。李宗仁作为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当然不希望部下不听指挥，尤其像汤恩伯这样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令他非常恼火。而白崇禧作为参谋长，从战术的角度看待问题，他认为汤恩伯在台儿庄大战中迟迟不肯出击，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日军的实力被削弱，等到最佳时机再发动进攻，从而能够获得更大的胜利。白崇禧认为，虽然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的牺牲惨重，但这场战斗的胜利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采取了田忌赛马的战术，调动不同实力的部队来对抗日军的主力。日军在台儿庄的进攻并非一帆风顺，李宗仁的战略非常巧妙，尽管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最终还是成功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汤恩伯的战术从大局来看并没有错，但由于第2集团军的巨大损失，李宗仁还是将责任归咎于汤恩伯。实际上，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兵力调度很有远见，特别是在第59军的配合下，成功地协助庞炳勋击败了日军的板垣师团。

然而，李宗仁的批评并不完全没有道理。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他需要考虑全局，而白崇禧作为参谋长，更注重具体的战术细节。在武汉会战期间，汤恩伯被调到第9战区，接受张发奎的指挥。尽管李宗仁对汤恩伯的评价不高，给人留下了他跋扈的印象，但张发奎发现，汤恩伯其实非常恭敬，完全没有跋扈之气。汤恩伯在战斗中执行张发奎的每一项命令，尤其是在游击战的部署上，他没有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保存实力，而是积极配合，表现出极高的执行力。

在武汉会战中，汤恩伯部表现优异，甚至在战功评定中排名第一，这也说明汤恩伯并非如李宗仁所描述的那样畏战。其实，汤恩伯的军队并不缺乏战斗力，他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的英勇表现就是明证。当时，汤恩伯指挥的13军在与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激战十多天，虽然伤亡惨重，但依然保持了战线的完整。汤恩伯在蒋介石面前已经立下军令状，不敢轻易撤兵，这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战斗的人。

在南口之战后，汤恩伯与傅宜生也有了较深的交情。当时，傅宜生亲率第200、211旅支援汤恩伯，帮助他撤离南口阵地。汤恩伯非常感激傅宜生的援助，这种知恩图报的态度也表明汤恩伯并非外界所说的那样冷酷无情。此后，汤恩伯每次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时，都主动向傅宜生致意，称其为傅大哥。 关于汤恩伯是否跋扈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中看出差异。特别是在1941年他兼任鲁豫皖苏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之后，汤恩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他仍然在第5战区归李宗仁指挥，尽管他有时会对命令有所保留，但整体上还是会遵循指挥。而自从1941年起，汤恩伯脱离了李宗仁的直接领导，成为独立的方面大将，拥有了更多自主权，这也让他与李宗仁的矛盾愈加加深。 总的来说，汤恩伯的性格和行为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完全跋扈。他的确有自己的战术和判断，也有在某些时候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可靠的指挥官。从白崇禧和张发奎的评价来看，汤恩伯在军事上是有着深厚造诣的，他的战术布局并非全无道理，而在关键时刻，他的执行力和决策也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