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以其既不虚美也不隐恶的风格，记录了从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推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史记》完全没有错误。事实上，史记中确实存在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绝大多数并非出于司马迁的主观原因，而是因为他未能接触到某些重要的史料。本文将讨论《史记》中一个特别离奇的错误——司马迁误将两位不同的晋文侯历史混淆了。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呢？战国时期的竹简或许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周天子曾向晋国的两位不同的晋文侯下命。一个叫做晋文侯姬仇，是晋穆侯的儿子；另一个叫做晋文公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在当时，晋文公被称为晋文侯并不代表晋国已经升级为公国，因为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君主都开始称为公，即使是一些较弱小的国家也都采用了这一称谓。因此，公只是一个尊贵的头衔，晋文公完全可以被称作晋文侯。《史记·晋世家》中的记载提到，周襄王在城濮之战后派王子虎向晋文公传达旨意：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然而，《左传》对周襄王的策命又有不同的记载，内容与《史记》中的描述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表明，晋文侯和晋文公的历史背景存在一些混淆。

《史记·晋文侯命》的记载与《左传》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但却与《尚书·文侯之命》非常相似。《尚书·文侯之命》中，明确记载的是周平王策命晋文侯的事件。根据《尚书序》的说明，周平王在册命晋文侯时，制作了《文侯之命》这份文献。因此，司马迁显然是参考了《尚书·文侯之命》而将周平王策命晋文侯的历史误解为周襄王策命晋文公。

为何司马迁会犯如此离奇的错误呢？后人发现的战国竹简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史记中关于晋文侯的描述简短而简略：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三十五年，文侯仇卒。这段描述中的文侯立、文侯卒只提到晋文侯的出生和去世，似乎没有涉及更多的历史事件。但事实上，晋文侯在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风云人物，对局势的影响深远。通过后来的战国竹简，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他的历史。

周幽王死后，《左传》记载了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这意味着周幽王之后是周携王，并且周平王被称为王嗣。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提到周携王，这可能是因为他未能深入研究这一段历史。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竹简《竹书纪年》及《清华简》对这一事件提供了更多细节，表明晋文侯在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晋文侯不仅帮助周平王东迁，还在周幽王死后拥立平王并推动东迁的过程。因此，周平王的策命晋文侯并非历史上偶然的事件，而是晋文侯对周朝的重大贡献。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却遗漏了这些关键细节，未能提到周携王的事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与司马迁未能接触到这些重要的史料有关。因为秦始皇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焚书行动，许多历史文献因此丧失，导致司马迁无法了解到某些历史细节。即使没有失去这些文献，司马迁对东西周交替期间的历史也未进行足够的深度挖掘，因此忽略了这段关键的历史。

我们可以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难免存在一些遗漏和错误，但我们也必须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已经尽力去编纂一部涵盖广泛历史的巨著。偶尔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