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3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收到了来自刘邓首长联名通报的一封指示，这封信震动了全军。通报中严厉指出，1纵20旅59团1营在包信集战斗中遭遇了严重损失，部分干部在战斗中或单独逃跑，或带着少数人逃命，这种行为被形容为极为可耻，并且造成的损失被认为是一种罪过。这场战斗是我军历史上的一大痛点，1营几乎全军覆没，成为刘邓大军自成立以来最为沉痛的损失之一。导致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有外部客观因素，如敌方整编11师的强大，也有内部主观因素，正如通报中所提到的处置失当。那么，谁应该为此负责呢？我们需要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才能作出判断。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转移出大别山后，他们迅速逼近了平汉铁路，蒋军也随即调集了三个整编师在河南漯河地区集结，并与杨勇的1纵正面接触。1纵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根据地，但眼前敌军强大，是否迎战成为一大难题。经过深思熟虑后，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决定，派人将蒋军主力引到西面，为创建根据地创造条件。这个任务交给了1纵的主力部队——20旅。这个旅刚刚取得了两场胜利，攻占了铁路枢纽的补给站，缴获了大量物资，甚至俘虏了两千多名敌军，还补充了不少伤愈归队的战士。部队士气高涨，渴望再战。

杨勇对20旅的旅长吴忠作了详细部署，强调任务是将敌人引到西面，而非与敌展开正面作战。吴忠手下有三个团，但62团被抽调出去，剩下58团和59团。而他面前的敌军有三个整编师，其中包括以整编11师为核心的强敌。因此，任务极为艰巨。吴忠与整编11师的交情并不浅。回想起过去，在章缝集，刘邓调集三纵近6万人围攻整编11师的一个团，虽付出巨大代价，却未能完全歼灭敌人，吴忠也因带领180个战士顽强抵抗整编11师几十倍兵力的进攻，最终成功突围，被提升为更高职务。从心理上来说，吴忠并不畏惧胡琏，甚至可能有些轻敌。

杨勇给予20旅相当大的自主权，在独立行动时，很多决策都由吴忠负责。20旅在豫皖交界的包信集驻扎后，吴忠与政委刘振国、副旅长李觉就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刘振国和李觉主张尽早撤离，避开整编11师，但吴忠坚持要打一仗再撤。经过一夜的讨论，最终决定继续留守。吴忠并未打算与整编11师正面交锋，而是打算先与当地土顽作战，待局势有利再做进一步安排。然而，当地土顽比吴忠预想的更为狡猾，几次出击都未能取得胜利，还被整编11师察觉。胡琏迅速派兵赶来，吴忠意识到局势危险，立刻下令撤离。然而，在撤离路线的选择上，吴忠、刘振国、李觉依然存在分歧。最终，吴忠决定让机动性最快的骑兵团向西撤离，而主力则向东撤靠近纵队主力。

事后证明，这一决策是严重失误。胡琏并未上当，整编11师并没有理会骑兵团，而是紧追58团和59团。关键时刻，吴忠没有命令部队继续急行军，而是在包信集以南的小回庄停了下来。就在他们稍作休整时，整编11师的先头部队紧随其后，展开了激烈的攻击。幸亏58团和59团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部队，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顶住了敌军的进攻直到天黑。蒋军不擅夜战，而夜晚则是我军的强项。吴忠决定在夜幕降临时撤离，原本以为能顺利脱离战斗，没想到在撤退过程中，部队的后卫阵地被敌军突破。整编11师突破了防线，紧追不舍，最终包围了58团的3营。经过血战，3营成功脱困，但随后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3营在被包围时没有及时组织反击，反而选择了撤出战斗，且未向团部报告情况。结果敌军趁机插入59团阵地，使得59团的1营陷入困境。1营并未意识到战况的变化，误认为是友军，最终误入敌军包围圈。1营与敌军并行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遭遇敌军援兵才被发现。双方短暂的对峙后，敌军展开猛烈攻击，1营被迅速包围，经历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最终仅80余人幸存。营长郅福田在重伤被俘后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的严重损失，使得20旅、59团、1营各级领导都难辞其咎，特别是旅长吴忠，承担了最重的责任。当他看到1营仅剩的80多名幸存者时，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承诺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杨勇对此事极为愤怒，质问吴忠：你这个旅长是怎么当的！吴忠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处分，甚至是撤职或被杀头。最终，吴忠并未被撤职，也没有被杀头，他和刘振国、李觉一起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被撤职，而1营副教导员李应正由于临阵逃脱被判处死刑。

这次包信集战斗的惨痛失利，使中野部队深受震动，也让全军对敌方胡琏产生了深深的忌惮。对年轻的吴忠来说，这次失败成了他迅速成长的催化剂，也为他之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55年，吴忠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中最年轻的将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