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宣告新时代的古典比喻

在美国白宫202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后称《战略2025》）第12页“优先事项”一节中，美国政府敦促它的富裕的盟友们承担起地区防御的主要责任，并分担更多共同防御的重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开启这一章节的并非分账数字，而是一个有些“诗意”的古典比喻：

美国像阿特拉斯那样独自撑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The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pping up the entire world order like Atlas are over)

这与1961年肯尼迪在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对世界的承诺形成了鲜明对照：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bear any burden），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在那一时期的政治修辞中，美国对自身的想象是位颇具英雄气概、能够且愿意凭借一己之力撑起天穹的提坦大神。而如今，这一新的比喻表明，传统的阿特拉斯想象正在经历重构。

事实上，有关阿特拉斯的这个核心的比喻早在《战略2025》的第1页就以更为隐晦的方式出现了：

我们的精英严重误判了美国对无限期肩负全球重担的意愿（America's willingness to shoulder forever global burdens）——这些重担在美国人民看来，与国家利益毫无关联。

在这里，阿特拉斯似乎从未有过顶起天穹的“意愿”，相反，他只是受制于所谓“精英”的误判，被迫将沉重的苍穹压上肩头的巨人，充满了抗拒和疲惫。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阿特拉斯的奠基性描述，似乎为后世对阿特拉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提供了原始张力。

阿特拉斯是大洋神之女克吕墨涅的长子，赫西俄德在他出生时便称他“拥有强大的心灵”（第509行），随后又写道，他伫立于大地边缘，以头颅和“永不疲倦”的双手顶住苍穹（第519行）。这种生来便具有的精神的韧性和身体的强壮，似乎昭示着他是“顶天立地”者的不二人选。

然而，他的“顶天立地”之举远非出自意愿，而是出于宙斯“有力的强迫”。作为提坦叛乱的首领，他在和宙斯——赫西俄德神话里真正维系秩序者——的斗争中落败。而撑起天空根本不是什么主动的英雄善举，而是其不得不承担的、带来无止尽疲倦的惩罚。

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阿波罗多洛斯在《书库》（2.5.11）中收录了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阿特拉斯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夺取金苹果的途中，解救了阿特拉斯的兄弟普罗米修斯。为表感谢，普罗米修斯献策：赫拉克勒斯可请阿特拉斯代自己去取金苹果，条件是在此期间暂时替他撑起天空。阿特拉斯取回金苹果后，却不愿重新回到撑天之位。赫拉克勒斯只好骗他说，自己愿意永远替他承担，但需要在头上垫一块垫子，请他暂时再撑一会儿。阿特拉斯信以为真，重新扛起天空，从此再也没能下来。

于是我们有了两个对阿特拉斯的想象：一个是肯尼迪想象中的那个不知疲倦、孔武有力的英雄，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责任，自愿负重顶起世界秩序；另一个是特朗普想象中的那个不断被骗而困于撑天之位的提坦首领。

然而，若将这种把阿特拉斯从英雄变为提坦的想象转变，仅仅理解为某种去道德化的过程，未免太过草率。相反，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一个想要卸下重担的阿特拉斯，仍能被构想成某种道德叙事？

阿特拉斯耸耸肩

早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之后，不少媒体就试图建立起特朗普的朋友圈和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之间的思想关系。2016年年末，如今的《华盛顿邮报》“观点”版编辑詹姆斯·霍曼（James Holman）发表文章《安·兰德的门徒》，梳理了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团队中多位成员公开表达对兰德思想赞赏的言论。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英国《卫报》也在4月刊发题为《安·兰德的新时代：她是如何赢得特朗普阵营与硅谷的》的报道，回顾这位1920年代从苏联移居美国的小说家，如何成为大西洋两岸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精神纽带。所谓兰德的“新时代”，指的是美国那些年轻有为的硅谷巨头们也开始成为她的门徒。

时至今日，这种讨论仍未停歇。今年5月，美国《公共福祉》（Commonweal Magazine）就出现了一篇名为《从安·兰德到特朗普》的评论文章，作者保罗·鲍曼（Paul Baumann）借着《时代》杂志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1950年代对于《阿特拉斯耸耸肩》对原始蛮力的崇拜和对简单二元对立的依赖的批评，来讽刺当今白宫政治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粗糙的物质主义世界观”（crude materialistic worldview）。

在当代美国思想文化界，很少人像安·兰德这样，因被认为影响现实政治而被媒体如此集中、高调地报道——上一次类似的情形，恐怕要追溯到媒体对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与小布什政府的关系的兴趣。

那么，《阿特拉斯耸耸肩》究竟写了什么，能激起如此广泛的热情？

安·兰德在这部小说中给读者描绘了一个高度简化的黑白二分世界：恶的一方是一群“寄生者”与“掠夺者”，他们从不劳动，也不创造财富，却成天高喊“为他人牺牲”“金钱是罪恶的”“推行平均主义”等口号，借助政府政策干预经济，从中谋取私利；善的一方则是由企业家、科学家与发明家代表的“创造者”，他们不断被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承担整个社会的重负，却仍被套上道德的锁链，反遭指责是在可耻地追逐金钱。

小说的主人公、铁路高管达格妮·塔格特与钢铁大亨汉克·里尔登正是两个仍旧希望竭力维持工业体系运转的“创造者”，不过却屡屡因为“掠夺者”的政策打压而受伤。他们逐渐发现，有一位神秘发明家约翰·高尔特正在策划一整套重建文明的“罢工”，并最终加入其中。

高尔特一方面秘密说服美国的“创造者”们，让他们逐一从各自岗位上消失，撤入隐秘的“高尔特峡谷”，使整个社会逐渐停摆；另一方面，他与留在外界的铜矿大亨之子弗兰西斯科合作，通过设计骗局让“掠夺者”们暴露本性，并逐步说服像达格尼和汉克这样仍不愿放手的“阿特拉斯”加入计划。高尔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让美国因失去其创造者而走向崩溃，待旧秩序瓦解后，这群人再重返人间，以理性自利与自由市场为原则，重建一个全新的文明。

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细致描绘了“掠夺者”所构建的社会如何对创造者实施全面压制。这种压制不仅体现在庸才当权与经济剥削，更深入到对生命力本身的扼杀。汉克充满了对工业的炽热激情，却被《机会平衡法案》《反同业相残条例》等恶政死死扼住咽喉。更要命的是，他那深受社会主流“道德”熏陶的妻子莉莉安，不断对他进行精神上的苛责，指责他对工作的进取心是“自私”，要求他对个人成就感到“愧疚与羞耻”，并希望他永远怀有对自己和社会的“亏欠感”。

这些虚伪枯燥的“道德”逐渐抽走了汉克的欲望与热情。直到他与同为“创造者”的达格妮相遇，生命之火才重新燃起。在一次无聊的聚会上，莉莉安与达格妮正面相遇，令汉克内心充满矛盾与愧疚，道德重负再度加身。然而，达格妮随后向汉克道出了一段充满“创造者”意味的爱情宣言：

汉克，除了你想给我的，我对你一无所求。还记得你曾经把我叫作商人吗？我希望你来我这里，除了你自己的享受，别的什么都不去寻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你希望保持婚姻，我就没有权利去憎恨它。我的经商之道就是用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快乐来偿还你给予我的快乐——而不是用你或者我所受的痛苦。我不接受牺牲，而且我不会做出牺牲。假如你的要求超出了你对我的意义，我就会拒绝。假如你要求我放弃铁路，我就会离开你。假如一个人的快乐必须用另一个人的痛苦才能买来，那还是别做这笔买卖了。一个赢一个输的买卖就是欺骗。你在生意场上没有这样做，汉克，不要在你的生活中这样去做。

达格妮展现出与莉莉安截然不同的气质：作为“创造者”，她拥有自己的生活。她既在事业上追求个人创造，也在生活中追寻个人快乐。她拒绝以“牺牲”之名承担他人的重负，也劝汉克不要如此。正是这种态度，让深陷痛苦的汉克看到了摆脱重负作为一种理想的光芒。

另一位对汉克的“理性启蒙”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弗兰西斯科。和达格妮与汉克一样，弗兰西斯科本是一位极具才干的企业家。然而，他却总是与“掠夺者”周旋合作，又成日放纵奢靡、挥霍无度，致使自己的产业频频受损。这让汉克最初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直到后来，汉克才明白，弗兰西斯科其实是在演一场精心设计的戏：他一方面诱使“掠夺者”将资金投入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又刻意塑造花花公子的形象，最终彻底摧毁自己的产业，令那些投机者血本无归。弗兰西斯科对汉克·里尔登漫长的启蒙过程中，有一次谈话尤为关键，是全书的题眼所在：

“里尔登先生，”弗兰西斯科的声音郑重而平静，“假如你看到阿特拉斯用肩膀扛起了地球，假如你看到他站立着，胸前淌着鲜血，膝盖正在弯曲，双臂颤抖，但还在竭尽最后的气力高举起地球，他越努力，地球就越沉重地向他的肩膀压下来——你会告诉他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能怎么样？你会告诉他什么？”

“耸耸肩。”

很明显，此处“耸耸肩”不再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而是某种理性觉醒的时刻。然而我们要注意，读者之所以不将这一“耸肩”视为自私，反而倾向将其觉察为一种新的道德叙事，是因为弗兰西斯科所援引的阿特拉斯比喻隐含了几个关键前提：

其一，阿特拉斯并非因身体疼痛而轻言放弃，而是已“竭尽全力”，直至抵达人力所不能及的极限。

其二，他所支撑的世界毫无感恩之心。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空的重量本是恒定的，但在这里，高举的“地球”实际上是一个会不断加重的寄生虫窝，因而不再值得追求。

其三，读者最后会看到，这些“创造者”并非真正抛弃世界，而是要等到“掠夺者”所构建的那个庞大寄生体系自行崩塌后，重建世界。

唯有在这些前提之下，安·兰德所倡导的那种拒绝（无谓）牺牲的个人主义，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某种道德感，即一种旨在纠偏的正义感。这也是为什么“耸肩的阿特拉斯”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形象：它与当代美国政治话语中的流行叙事相映合——在内部，所谓的DEI 群体正在不公正地占据资源；在外部，全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要是聪明的话，美国是时候“耸耸肩”了。

不过，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耸肩”的道德感最终仍需以“肩负”为前提。这一内在张力，也导致不少保守派宣传家对阿特拉斯意象的运用显得有些混乱。例如，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艺术家”乔恩·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于2024年创作了一幅题为《特朗普耸耸肩》（Trump Shrugged）的画作。他在说明中写道：“若有任何人会因自身及家人长期遭受猛烈攻击而萌生退意，那这个人最应该是特朗普；但即便如此，他仍选择背负起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不惜一切代价推动美国复兴”。

特朗普耸耸肩（https://jonmcnaughton.com/trump-shrugged-11x14-inch-litho-open-edition）

不过很显然，这幅作品更好的名字应该叫《特朗普从不耸耸肩》。无论是画家，还是画中那个希望成为全球各地区和平制造者的总统，到底还是难以完全放下那个作为“肩负者”的阿特拉斯想象。

疲惫的提坦

在安·兰德的小说里，阿特拉斯肩上的地球象征的只是某个寄生阶级，而非世界。将阿特拉斯形象运用到国际关系上的著名案例，当属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902年殖民地会议上的那句演讲：

疲惫的提坦在其命运的巨大球体下步履蹒跚。我们已经背负这一重担太久了。我们认为，现在是我们的孩子们协助我们支撑它的时候了。

（The Weary Titan staggers under the too vast orb of its fate. We have borne the burden long enough. We think it is time our children should assist us to support it.）

尽管大英帝国在财政上仍能维持帝国海军的军费开支，但张伯伦已敏锐察觉到帝国之颓势，因而呼吁各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责任，而非由英国独自支撑。然而，殖民地对此响应冷淡，所同意增加的分担额度远不足以填补缺口；而英国国内又不愿通过加税来调整财政政策。这一双重困境最终迫使英国政府裁减军备，逐步削弱对帝国的军事控制。

张伯伦的这一意象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的著作《疲惫的提坦：英国与相对衰落的经验，1895–1905》（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书名的灵感来源。弗里德伯格曾于 2003 至 2005 年间担任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政策规划主任，并参与多个美国政府与国防机构的决策与咨询。

在1988年初版的前言中，弗里德伯格就坦言，他对19世纪末英帝国这一转型关键期的关注，源于“一个迫切的当代关切”（a pressing contemporary concern）。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社会持续争论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发展方向以及应扮演的角色，其中核心议题之一便是：美国是否正在经历“相对衰落”，以及若确有其事，其根源何在。

从绝对实力来看，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依然强大，军费开支虽高，但仍可维系。然而，帝国的信息体系高度碎片化（fragmented），缺乏一个中央的信息整合机构来对帝国整体实力作出系统性评估。这种制度性缺失，导致帝国高层对国家处境有截然不同的“感知”。以张伯伦为代表的“悲观派”就感受到帝国的“相对衰弱”（relative decline）：尽管英国的经济总量、财富积累与海军规模仍在增长，但美国和德国已在钢铁、煤炭等关键工业领域迅速赶超；沙俄庞大的陆军构成战略压力，而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则预示着一种新兴力量的登场。

在弗里德伯格看来，尽管英帝国对这些新挑战的回应显得迟缓而混乱，但总体上仍勉强适应了新的国际格局。它通过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主动放弃与后者在海军领域的竞争；又通过1902年《英日同盟》，将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部分交由日本承担。这些举措使英国得以在维持“旧体制”（坚持自由贸易并反对关税、奉行低税收的“稳健财政”正统观念、拒绝实行征兵制）的前提下，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德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威胁。然而，弗里德伯格指出，这种看似成功的战略转型也是依赖了“好运气”而非纯粹的战略远见。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有效解除了沙俄对中亚、阿富汗及英印度的威胁，使英国无需彻底改革其财政军事体系，以应对远东的局势。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弗里德伯格所构建的叙事中，张伯伦的“疲惫的提坦”成了一种积极的意象：它代表着一种帝国自发的危机意识。

在2010年再版的后记中，弗里德伯格更直白地说，美国也屡屡面临当年英帝国所面临的“相对衰落”，但美国人比英国人做得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没有英国的从容自信，反而常常过度焦虑。这种预先焦虑使得美国摆脱了英帝国的“社会倦怠感”（societal fatigue），并能更加精力充沛（energetic）地迎接挑战。

随后，弗里德伯格以“衰落论”（declinism）和进步动力为线索，简要追溯了美国的发展史。1950年代末，美国在“太空竞赛”和“国民生产总值竞赛”中担心落后于苏联。1960年代末，越战造成的赤字和欧日的崛起，使得社会情绪低落。1970年代的OPEC石油禁运、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价格震荡和经济危机，以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让美国成为疲惫的巨人。“衰落论”的情绪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烟消云散，乐观情绪更是在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达到了高潮。但是很快，战争的负担、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再次让美国陷入“相对焦虑”的情绪中。

弗里德伯格最后判断，中国和美国将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玩家。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美国的绝对数字如何强大，在和中国的竞赛中如何领先，美国都会体验到“相对衰落”的焦虑。不过，弗里德伯格希望美国保持这种焦虑，因为这样，美国才不至于陷入到没有生命力的倦怠之中。很显然，15年过去，这一判断仍旧是成立的，重提阿特拉斯正是这种焦虑的写照。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要对美国如今的阿特拉斯想象有一个新的理解。

阿特拉斯既不是那个自信满满、要肩负起全球秩序的英雄，也不是一个想要撂挑子、彻底躺平的弃疗提坦。相反，他是一个充满危机意识、习惯于预防性焦虑、甚至有些“内卷”的巨人。他或许喊着要“耸耸肩”，但事实上，他珍视这种焦虑，也不会停止这种焦虑，因为这种焦虑正是其生命力的一部分。

至于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或一群“赫拉克勒斯”来代替阿特拉斯顶天——有学者在2018年就用“代替阿特拉斯”（replacing Atlas）来概括欧日等政治体对美国政策的回应（见 Hal Brands and Peter Feaver, “Living in Trump's World: The Global Reaction to ‘America First’”）——抑或阿特拉斯与赫拉克勒斯会共同或轮流顶天，尚需时间检验。

不过至少，整个世界都注定要找到各自的方式，与这位焦虑的阿特拉斯，以及他所激起的各自内部的焦虑，长期共存。